关于城市化发展及我市城市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发布时间:2010-1-21 17:36:39 被阅览数:755 次作者:吕文强■吕文强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完善。
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
它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低,发展潜力很大,进一步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但由于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因此,在研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结合现实条件,研究当前主要现状及形成的历史背景,从而探索出符合国情、市情和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及现状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差异极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曾经明确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而且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千万。
后来中央政府在“城市化”问题的决策上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1958年至1978年,中国采取的城市发展方针均是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城市数量的减少,其中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
1978年后在农村经济改革推动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通过对建国以后城市化发展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国家在“十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基本情况年份城市化率(%) 年份城市化率(%)1949 17.43 1978 15.821950 16.55 1979 16.591951 15.41 1980 17.021952 14.42 1981 17.401953 14.85 1982 17.641954 15.31 1983 17.931955 15.19 1984 19.021956 15.92 1985 20.141957 16.42 1986 19.771958 18.50 1987 19.981959 20.19 1988 20.691960 20.74 1989 21.121961 18.85 1990 19.651962 16.75 1991 21.321963 16.75 1992 21.891964 16.56 1993 22.631965 16.71 1994 23.491966 16.55 1995 24.041967 16.55 1996 24.581968 15.99 1997 24.991969 15.37 1998 25.071970 15.25 1999 25.511971 15.66 2000 26.081972 15.64 2001 26.681973 15.68 2002 27.891974 15.50 2003 29.701975 15.45 2004 30.811976 15.49 2005 31.991977 15.45 2006 32.53注:中国城市化率课题研究小组发布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首先,从数量上看,我国现已有城市667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7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1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6个,20万以下的小城市363个;另外还有19000个建制镇;全国城镇人口为3.89亿;城市化水平达到了32.53%(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有观点认为,我国2007年城市化率为44.9%,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4.6个百分点;2008年城镇人口6亿,城市化率为45.7%)。
目前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7%;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75%;发展中国家为37%。
其次,从速度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和人均GDP增长的幅度。
据有关专家提供的数据,在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工业劳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发达国家为2:3,发展中国家为1:3,而我国为1:0.8。
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一般规律推算,我国在1990年时城市化水平就应该达到50%以上。
再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70年到1980年期间的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2%,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
二、铜陵城市化现状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犹如同胞兄弟,同生同长,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诺瑟姆,1979年提出)一般认为,城市化发展呈现典型的S型曲线,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前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往往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但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在初中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
而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则会形成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的格局。
铜陵和中部地区其他城市一样,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由于产业特点和只辖一县,农村人口比重较低,在较长时期内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第三产业相对不发达。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知青返城就业、企业招工和征地招工等,非农人口增长较快,1985~1990年,全市非农人口年均增长4.44%,1990年城市化率达到43.86%,在省内居首位。
铜陵市部分年份城市化率年份城市化率% 年份城市化率%1990 43.86 2002 52.921996 49.30 2003 53.601997 49.63 2004 54.461998 50.22 2005 54.931999 50.60 2006 57.982000 51.39 2007 58.802001 52.25 2008 58.84注:数据来源为《铜陵年鉴》据中国城市化率课题研究小组统计,在200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我市列第35位,省内列第一;芜湖市列第55位,为48.02%;马鞍山市列59位,为47.47%。
如同用GDP增长率考核政绩不合理一样,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将导致社会发展规划的畸形。
城市化不代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唯一方向,城市化率更不应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制“城市化”,已经陷入单纯的城市开发范畴,城市化的本义即依靠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的目标并不清晰,模糊了与工业化需求相匹配的城市化目标,城市对农村和社会人口、资源、资本和生产力的整合有限,不能为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迁入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城市就业,城市化的实质与内涵不足。
如何解决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在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进行改革实践,健康而合理地来推进城市化、健康有序的来增加城市人口、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合理的迁移和转移,做好他们进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造,这才是中国式城市化的内涵。
多年来,铜陵的领导层没有对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而是坚持不懈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扩张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较早地关注民生工程,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移民建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廉租房制度、棚户区改造等诸多方面,率先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人民群众是满意的。
特别是今年7月提出建设幸福铜陵的目标,这是在关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统筹协调,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福祉不断提升,是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提出的目标要求。
基于此,虽然铜陵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明确提出城市化战略,同时,和中部其他城市一样,呈现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高端服务业起步较慢。
但是没有发生不少城市急功近利,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只重数字不重人,只重城市规模不重民生福祉的不良倾向,而是呈现总体上健康发展的态势,其标志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农民纯收入不断增长。
三、下步城市化进程应当注意的问题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建设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积极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努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
12月7日,安徽省召开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工作会议,提出到2011年全省装备制造业要实现工业增加值1150亿元,年均增长23%的目标。
中部省份相互联系与合作也呈加速态势。
1、明确提出城市化战略。
要从全球背景出发考虑全球化对皖江经济带特别是对铜陵城市化的影响,准确确立铜陵在泛长三角、沿江经济带中的功能定位。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应明确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出远期、近期发展目标、政策措施。
依托高校和研究机构,制定符合铜陵实际的城市化战略。
2、关于制度创新。
解决与城市化发展相关的产权问题,特别是土地相关的产权问题。
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应推广农民集体共有的股份合作制,保持其原有的以社区公共福利和劳动就业最大化为目标的属性。
农村土地制度必须体现农民作为农村财产的所有者权益,做好实施新的《土地法》的准备;在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以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实行土地流转探索,以县区一级为主管、以乡镇为单位集中土地管理、实行农业机械化,寻求突破农业发展瓶颈。
理顺基层管理关系,加快基层体制的改革。
如实现农村管理机构的直选,加强农民对乡镇级管理机构的监督力度可能是一条有效的办法。
进一步取消不利于乡镇企业及农业企业进行融资的歧视政策,同时加快有利于融资体制的创新,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投资于城镇经济建设,实现拓宽融资渠道。
3、关于人力资源。
分析我市人力资源现状,研究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提出“十二五”时期完善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机制和促进素质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如应对洋山港建设和上海航运中心的确立,发挥水运、铁路、公路、机场优势,从中部的合肥、武汉等地高校引进物流、外贸、外包等专业人才;依托中部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合作开发先进适用技术延伸产业链,对现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促进支柱产业发展,在本市大专院校开设或合办如数控、机械加工等专业,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