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许霆盗窃案”的案例分析报告一、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认定对别人实施“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对其进行刑法上的解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
李惠（安乐死的法律定义之思考，2002）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从法律的角度说，应当具有以下特有属性：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的，并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临近死亡的病人。
2．实施安乐死措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为减轻和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
换言之，实施安乐死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道德的。
3．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并需多次提出相关请求。
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必须经过患者的诚恳请求，或者做出明白无疑的委托，并且患者是在知情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当然，该患者必须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
4．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
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能够达到使患者安然无痛苦离开人世的基本要求。
据此解释，该案件医生蒲连升的行为，首先病者身患重症“肝硬变腹水”，虽经治疗，但是身为主管医生和的蒲连升该医院院长均认为治疗无望，即其认为在该医院现有医疗条件下无法治疗成功。
且患者疼痛难忍，高喊想死，证明其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确实难以忍受。
这些因素说明其符合第一条属性。
其次，我们根据该案了解到，医生蒲连升在对病人家属要求安乐死之后的行为中，并未发现其动机的不纯洁性，也并无向病人家属索要财物等。
因此符合第二条属性。
再次，医生蒲连升的一系列行为并不是病人自愿提出的，虽然病人喊着想死，但是并没有亲自表达想死的意思。
而是病人的家属要求蒲连升这么做。
假设病人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其是否能够被代表也值得商榷。
从案件材料我们并没有找到病人委托他人表达自己希望安乐死的意思的证据。
因此不符合第三条属性。
最后，对于第四条属性的认定，使用注射冬眠灵这种镇静药是通过麻醉方式是病人无痛苦的结束生命。
因为第一条属性的符合，因此并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其中第三条属性涉及到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因此必然是最重要的属性。
蒲连升的行为不能符合该属性，因此其行为被认为是对病人夏素文实行安乐死并不准确。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安乐死。
那么，该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构成由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要件组成。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首先，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医生蒲连升以及直接实施注射行为的医生或者其他医护人员明显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其次，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一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故意杀人罪则是这种结果是致人死亡。
该案件中的实施者在实施注射行为或撤除病人救护设施等行为时，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警可能造成病人死亡，并追求或放任这种死亡的发生。
或许实施者是应病人或其亲属的请求，并出于减轻病人的痛苦的良好愿望，但故意杀人罪中并不因为有这种良好的初衷而将其排出为犯罪，它仅仅是量刑情节的一个考虑因素。
再次，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
犯罪的对象，是有生命的自然人，至于被害人的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如何均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此案中的对象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身心且痛苦不堪的病人。
但不管如何，他们都是有生命的自然人，他们的生命权并不因病情或其他原因而灭失，因此该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体特征。
最后，故意杀人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
在此用“非法”这两个字来排除合法杀人(如法警对死刑犯依法执行死刑)和符合正当防卫的杀人，这个范围外其他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的杀人均为非法。
因此，无论是采用注射致死药物或其他作为方式还是通过撤除医疗设施等不作为方式实施该行为，都是一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但是冬眠灵作为一种抗精神失常药品，其肌注或静滴剂量为：每次25～50mg，极量每次100mg，每日400mg(百度百科：/view/241606.htm)。
蒲连升所开剂量并未超过每日最高剂量。
并且病人自注射冬眠灵之后19小时之后方死亡。
因此，注射冬眠灵并非是病人死亡的直接或者主要原因，最多算是加速病人死亡。
病人死亡与该药品注射并无明显可证的或者并没有的因果关系。
所以客观方面证据不足。
因此，如果只按照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该行为是否为故意杀人罪尚有待讨论。
因为根据我国刑事理论上的四要件理论，陈兴良老师认为者四个要件不存在严格的位阶关系，即四要件之间一有具有、一无具无。
因此，该行为虽然主体、客体和主观方面的条件构成，却并不符合客观方面的条件构成。
因此，逻辑上出现矛盾。
从因果关系上来讲，该行为与病人死亡之间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但是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按照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来看，社会上一般人会认为注射相当剂量的冬眠灵之类的药剂与病人夏素文死亡之间的存在必然联系，在医生来看，也是如此。
但是，事实上这种剂量需要很大剂量，并且冬眠灵的副作用方面并未提及会出现死亡的直接描述，因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
此种行为虽然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利，但是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
依《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再来谈一下该案的社会影响。
蒲连升本着减轻濒临死亡、再治无益的病人及其家人的痛苦，并且其一开始并不同意这么做，足见其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做法可能地法律后果与个人在道德上的顾虑，主观上故意行为并不明显。
依据人们普遍的朴素感情来看，病人夏素文既然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早些结束生命或许更符合其心理需求，这符合我们一般的生命体验。
因此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会很大甚至会有积极意义。
因此，综上分析，此案应该按无罪判决于法合法，于情合情，于理合理。
二、许霆盗窃案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判决，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
盗窃罪一、概念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二、主要特征1、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即国家、集体所有或者公民个人所有的各种财物。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
3、本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即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本罪。
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不构成犯罪。
4、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①那么，按照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许霆的行为。
首先，犯盗窃罪的主体必须是达到16周岁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许霆1983年出生，至2006年事发之时已经23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体上无疑问。
其次，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一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该案件中的许霆在第一次取款时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行为，数以一般的交易行为。
其所获多余款项应属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但是在其发现银行系统出现错误以后，多次提款，其间在连续取款5.4万元之后返回住处以后，又伙同他人再次前去提款。
行为上不连续性，已经证明其第二次提款以后存在主观上的故意，许霆多次提款并且知道自己银行卡内余额远少于自己所获进而，说明其对于该银行系统错误导致自己可以获得多余资金的事实是明知的，但是依然继续实施提款行为，这些钱虽然处于提款机内部，但是也是处于银行占有状态下的，并且许霆的这种对于钱财的转移也必定会给银行造成经济损失，所以主观上是故意的。
另外，许霆所提取的多余资金并未经过当事人（银行）同意，违背银行意愿，之所以能够提取，乃是银行系统出现故障所致。
银行所犯错误并不能成为许霆利用其错误而获得多余钱财，所以主观上许霆是以是非法的占有为目的的。
再次，盗窃罪的客体，是他人（公私）对于其自身的财物的所有权。
犯罪的对象，非自身的公私财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此案中的广州市某银行自然属于金融机构，而其自动提款机内所有现金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的财产呢？根据1998年3月1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则银行提款机属于银行这一金融机构的外在延伸，其所有资金必然也属于银行的经营资金，且该现金金额巨大，有17万多之巨。
最后，盗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不为他人之所知晓的方法秘密地窃取他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这里的所谓秘密窃取具有相对性。
行为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的占有人、持有人或者控制人而言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被财物的占有人、持有人或者控制人发觉，其行为就是秘密的。
至于其他人是否发觉，不影响行为秘密性的认定。
②许霆的行为看似是公开的、一般性的提取存款的行为，但是其利用银行系统错误而多次提款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多余资金的方式并不被这些资金的占有人即该银行所知晓，其也承认“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这都证实了许霆实施取款行为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
③所以，该行为具有秘密性。
综上所述，许霆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
但是许霆的行为是否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犯了侵占罪而非盗窃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之规定，实施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舒尔较大拒不退还的，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拒不交出的的行为被认定为犯有侵占罪。
所有的侵占罪三种客观表现形式，本案中都不符合。
第一不是代为保管的，提款机离得资金不是许霆让银行代为保管的，而是面向不特定的大众的，股不是代为保管之财物。
第二不是遗忘物，提款机的资金并不是银行遗忘在那里的，许霆提出的资金虽脱离了银行，但是这是非法转移财物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银行主动放在提款机之外的，故不是遗忘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