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名教，追求自然本性——“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内容摘要：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在思想、生活态度等方面相似，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阮籍与嵇康在思想、文学、音乐理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但相较之下，嵇康才是这一名士集团的精神领袖。

关键词：老庄思想名教儒学“竹林七贤”大约在正始四年（243年），嵇康退隐山阳，结交一些隐士为友。

先后结识山涛、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刘伶，共为七人，因相聚于嵇康生活的竹林幽居喝酒、纵歌，故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整体特征是崇尚自然、纵情任性，其轻时傲世的怪诞行为多为当时礼法所不容。

而在这个以文相聚的“竹林七贤”则是以嵇康为精神领袖。

一．嵇康的任性与旷达嵇康出生时期，活跃于思想领域的是以何晏等士人为代表的崇尚玄风的名士。

嵇康一直在追求一种宁静、恬淡、安闲自适的生活境界，这种生活不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无缥缈，而是怡然自得、悠闲雅心，如山间的风行者一样的轻捷、自在。

这是当时的玄学思想在文人思想中的体现，也是崇尚玄学的思潮对世人的生活态度的影响。

选择这样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的定夺。

嵇康在《卜疑》中提到二十八种处世态度，大致包括为入世，“将近伊挚而友上父”，“进趋世利，苟容偷合”等；游戏人间，“傲倪滑嵇，狭智仁术”；出世，“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或“外化其形，内隐其情，屈身隐时，陆沉无名，虽在人间，实处冥冥”等。

这二十八中态度，几乎包括了士人出仕处世就可能有的各种方式。

而他最后选择了“内不愧心，外不负俗，变不为利，仕不为禄，鉴于古今，涤情荡欲”。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准则，并不是现实的生活方式。

他此时对“返归自然”已有了明确清晰的目标。

虽身处人间，尽管俗世纷扰，依然能够超凡脱俗、安恬闲适、淡泊如画，这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自然、旷达的生活态度。

《世说新语·容止》描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由心生，隐者心中自有着一种阔达、旷远，于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单著的风姿浑然天成，无需矫饰。

嵇康“志趣非常”，一身雅好。

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诗气峻辞请，立意高远；文章气势磅礴，深刻犀利。

他精通音律，是著名的理论家与演奏家，他的《琴赋》、《声无哀乐论》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

临死前的一曲《广陵散》，奏出的是悲愤，也是从容与慷慨，是令后人仰视的凄历傲骨。

《声无哀乐论》阐述的是自然与回归，这些思想与道家玄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当时的玄学思想以及作者的老庄思想在文本中的反映。

先秦时道家就有“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思想，反对儒家所倡导的音乐理念。

老庄从自然之道出发，摒弃认为制作的音乐，认为真正的音乐是非人工制作的“天籁”、“天乐”，这种观点最能体现道家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思想。

道家的这种音乐理论在后世也不乏支持者，明代的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叶声，节天地间之清籁。

”这些都是从自然之声中寻求的一种希然宁泊、清淡雅韵之境。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更是阐述自己坚定的志向，君子无论穷达，都要坚定自己的志向与信念。

依从自己的本性去做，就能够找到心灵的归宿。

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因此彼此交往贵在了解彼此天性。

这些都表明嵇康主张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追求自然。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虽然表达了自己对山涛的强烈不满，但是嵇康在此同时将自己的儿子托付于山涛。

从这一举动中可以看出“竹林七贤”之间的友谊是至诚至真的，是一种纯粹的不夹杂名利的真情，也表现出嵇康的坦然与率真的本性。

“竹林名士大抵并无严整之政治立场，即并非一政治集团，其狂放、好老庄，亦并非反司马氏而然。

”（《才性与玄理》牟宗三著）曹氏篡汉，司马氏颠覆魏，政治的混乱黑暗确实是“竹林七贤”沉迷老庄的原因之一，但当时老庄玄学的盛行亦是其好老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原因。

嵇康不是一个政治家，老庄玄学也不是宗教灵魂，它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既不能决定人必为其隐居，更不能决定人的政治立场。

所以说，嵇康的玄学哲学思考不仅是对司马氏的反抗，也是自己对自己灵魂的解放的一种思考与探索，也是随从与当下的思想潮流，在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里寻求一种超脱与放逐。

总而言之，嵇康的精神是自由的，性格是狂放不羁的，是一种豁达，也是一种自信。

他的生活则是践行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自己思想上的一种探索，能够支撑得起“竹林七贤”的精神世界。

二．狂放又谨慎的阮籍“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或闭户视书。

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时人多谓之痴……”。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阮籍生活的社会是政治黑暗腐败、政权倾轧，文人或是依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或是不问世事，文人精神无所寄托，故多崇尚《老》、《庄》，寄托于虚无缥缈玄学世界。

阮籍则是“尤好《庄》、《老》”，所以儒与道的世界观在阮籍的生活中始终并存并交织。

理想与现实出现强烈反差时，他则是激愤无奈，进而丢弃儒家思想而崇尚玄学。

阮籍的思想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正是以前的早期，青少年的阮籍胸怀儒学济世的报复，一心想建功立业成就功名；正始年间，阮籍感到世事之不可为，追求综合儒道两家，致力于会通自然与名教；司马氏篡夺政权后，天下名士多被司马氏迫害，阮籍看到名教人士的虚伪和司马氏的奸诈残忍，变的意志消沉，转而追求庄子的精神世界。

他的精神可谓是苦闷的、隐曲的。

1.兼济天下得儒学心智阮籍出自名门望族，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经典的教育。

年少是意气风发，以孔孟圣贤作为学的楷模。

此时，他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匡济天下，抱着英雄主义的人生观。

《咏怀诗》有云“壮士何慷慨，志欲感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这几句诗讲述忠义气节等伦理思想，彰显了阮籍积极入仕的精神面貌。

阮籍另有《乐论》、《通易论》肯定了儒家政治伦理规范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2.事实难为，出儒入道正是五年到正式十年之间，阮籍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期间儒者立志进取的热情逐渐消退，抽身世外的淡漠不断滋生，正是介于儒退庄进的过渡时期。

三次主动辞官的行为是与礼乐名教的追求背道而驰的，但这在司马氏加紧夺权不断迫害文人志士的形势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何况曹爽集团腐败无能，更是造成了阮籍思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保身念道真，崇耀焉足崇”、“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等诗句，我们能从这些诗句中看到老庄思想的痕迹，此时阮籍已经开始对自己早起思想进行思考和批判，已开始追求在逃遁隐逸中返璞归真。

3.遗落世事，自我超脱在整个“竹林时期”，阮籍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更确切的说，他对司马师所采取的是一种敷衍或游戏的态度。

在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后依然与司马氏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

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他时时去大将军府，又不以礼法自拘”（《世说新语·简做》）。

司马昭求婚于阮籍时，又有“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当玄远之辞实在无法敷衍时，酣醉到不能醒又是一种保身之法。

在批判阮籍不像嵇康吕安那样性烈刚疾时，我们应该看到阮籍的无奈。

身处政治之中，不能做到完全与政治割裂，又不能抛弃自己年少的政治理想，为了明哲保身，只有是自己堕落来迷惑统治者。

六十日的酣醉，是一种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的体现，也是阮籍的性格决定的——“他不可能公然以生命的待机冒险主动出击”（《六朝士大夫玄儒兼治研究》秦跃宇著），他的性格也决定了——阮籍不是嵇康。

4.《大人先生传》与八十二首《咏怀诗》中的哲学思想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肯定了“大人先生”式的人格。

这个大人先生具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富”、“以应变为和，天地为家”、“以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的理想精神境界。

《大人先生传》可以概括为一个字——“放”，是解放、超越，也是否定。

是否定束缚人性与精神自由的条条框框的，在主观的精神世界里寻求安身立命之地。

八十二首《咏怀诗》则拓展了阮籍的哲学内容。

从哲学角度看，是凸显了阮籍早期与后期在思想上的冲突与矛盾，即名教与自然之辩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主题。

《大人先生传》与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描绘了三种实现自由的方法：一是哲学方面的玄思；二是宗教式的幻想；三是山水之间的隐逸。

从此角度看，阮籍的文章与诗歌就不只是对自己的命运、生活和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得咏叹，而且还反映封建文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反映了封建士人的思想追求与现实的冲突与矛盾。

三．“竹林七贤”郭英德在其所著《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一书中曾指出“（竹林七贤）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文化职能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相近的思想倾向和密切的学术活动，互通声气，亲密交往。

”正是这些共同之处，才使得“七贤”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团体。

竹林名士皆任放、旷达，《晋书》在描述他们时，都用到类似任性放达的词语：山涛“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恣肆”，向秀“清悟而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常有不拘礼法、惊世骇俗之举，这些往往又是和饮酒联系在一起的。

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刘伶更是嗜酒如命，著有《酒德颂》；阮咸曾与群猪共饮；山涛能饮八斗；嵇康、向秀、王戎皆是能饮之人。

“七贤”相聚，多是在肆意畅饮。

然同是善饮，刘伶是真醉，阮籍是假醉。

“七贤”在前期皆表现出不与当局合作，反对司马集团的倾轧。

人基本有治世之志，大醉六十天为拒绝与司马氏联姻，可见其借酒佯狂是为了避祸。

就这一点而言，嵇康做得比阮籍干脆、决绝。

山涛将去官，举其代之，嵇康遂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与嵇康结交，却遭冷遇。

与七贤避世这一点相应的，是他们的“好老庄”。

《晋书》诸本传中称：嵇康“长好老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山涛“性好老庄”，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刘伶“常以宇宙万物为心”，王戎以“道家之言”告诫钟会。

可见“竹林七贤”在思想上都是一致的崇尚玄远，其中以嵇康、阮籍极为激烈，山涛、王戎有所妥协。

在学术活动上，“竹林七贤”常以诗文吟咏唱和，著作互通声气。

嵇康的《卜疑》中有“宏达先生”，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刘伶的《酒德颂》中也有“大人先生”，这些形象皆是超世脱俗、飘逸自如、纵情傲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