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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论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基于检验两个前提:人口压力和政策有效性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公共政策。

有两个基本前提:中国面临巨大人口压力,而计划生育政策能有效降低减缓人口增长。

基于本研究预测:如目前计划生育政策继续下去人口峰值不超过14亿,如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则人口峰值不超过14.5亿,最多不会超过15亿。

因此,中国有条件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

超生惩罚在城乡显著减少了人们生育子女数,在城镇显著降低了超生概率。

采用30国、中国31省区市横截面数据以及1965-2007年时间系列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加、城市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可较好地解释出生率的变化,尤其是从1965年至今的持续下降。

一个基本结论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的多生和超生行为有一定遏制作用,但人们的生育行为整体和长期的改变更多地是受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

因此,中国需要适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压力人口预测有效性调整一项公共政策,肯定有其正面的收益,但同时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公共政策。

这些成本至少包括:实施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强制执法或不文明执法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问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不平等,一些理念做法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保持稳定、继续执行下去就要求其正面收益大于其执行成本。

这就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先分析收益的概念框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一个直接背景是,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计划生育政策可有效地减缓人口增长。

可以这样说,人口压力和政策的有效性构成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合理性的两个基本前提。

---------------------------------------张善华等79位同学为本研究做了6253份问卷;石彬岚同学为本研究做了大量的图表和计算;王钰鑫、杨茂林、张善华、李晓庆、李小云、李飞、张莹莹、李波等同学为本研究作出一定贡献。

作者对这些同学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将检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前提,即从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评价所面临的人口压力,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即是否有效地减缓了人口的增长。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中国人口增长,第二部分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第三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压力:基于未来人口预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政府对未来人口增。

国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即是否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

我们将从中国城乡居民的微观和宏观生育行为来加以分析讨论。

(一)城乡居民生育的微观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

分析人们生育行为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可帮助检验政策的有效性。

从2008年6月至2009年3月,我组织学生主要在郑州市及河南省其他城镇以及乡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随机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分为四类:城镇居民、乡村居民、城中村居民和大学生。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253份。

对城乡居民生育的微观行为研究基于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1.超生惩罚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惩罚性措施。

问卷询问,超生的惩罚对您生育决策影响,备选答案有:很有;有一定;一般;基本没有;完全没有。

表1显示,和选择“一般”的相比,选择“有一定”和“很有”的人群生育子女数有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这些人群生育子女数受到超生惩罚的遏制。

回归方程中,以“一般”为比较基础。

表1 超生惩罚与子女数超生惩罚影响城镇乡村子女数样本数子女数样本数完全没有 1.217 336 1.690 182基本没有 1.411 420 2.033 366一般 1.580 270 2.135 297有一定 1.510 315 2.035 473很有 1.386 183 2.044 234生育子女个数除了受超生惩罚的影响外,还受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为了节省篇幅,列出这些变量,简单地从理论上说明其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不做详细讨论。

年长者倾向于多生。

汉族受计划生育限制严格,和少数民族相比倾向于少生。

中共党员倾向于少生,和其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及受党纪限制有关。

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倾向于少生。

公职人员受超生惩罚重且执行政策的自觉性高而趋于少生。

和非务农者相比,务农者倾向于多生。

收入和生育子女数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男孩偏好强的人群倾向于多生。

生育决策受父母影响大的人应趋于多生。

乡村居民对外信息了解程度高的应趋于少生。

表2报告了采用ols回归方程的结果。

大多数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显著。

对城市居民,认为超生惩罚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人生育子女数显著减少。

对乡村居民,认为超生惩罚对自己“有一定”影响的人趋于少生。

表2 生育子女数回归结果城镇乡村系数值系数值常数项0.7193 5.1623 0.2523 1.3769年龄0.0285 13.4664 0.0451 19.6468汉族-0.0079 -0.2113 -0.3651 -5.8194中共党员-0.0514 -1.1853 -0.0771 -0.9508受教育程度-0.0495 -8.6943 -0.0179 -2.7749公职人员-0.0432 -1.0196务农0.2140 2.6615月收入 2.68e-06 0.2777年收入 2.93e-07 0.7086男孩偏好0.1218 4.7219 0.1599 6.2190生育决策受父母影响0.0079 0.4289 -0.0111 -0.5663对外信息了解程度-0.0241 -0.9852超生惩罚“很大”影响-0.1489 -2.3708 -0.0550 -0.8011超生惩罚“有一定”影响-0.0543 -1.0305 -0.0926 -1.5924超生惩罚“基本没有”影响-0.1048 -2.1136 -0.0830 -1.3535超生惩罚“完全没有”影响-0.2434 -4.5219 -0.3075 -4.1040样本数0.2651 0.28891248 14982.超生惩罚对超生的影响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公民超生将被处于惩罚。

对汉族来说,城镇严格实行一孩政策,当家庭的孩子个数大于1时,即为超生。

在乡村实行一点五孩政策,如果第一孩为女孩,则子女数超过两孩即为超生;如果是男孩,则超过一孩即为超生。

对少数民族来说,由于适用的是二孩政策,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女数大于2,即为超生。

超生惩罚主要有两种形式:征收社会抚养费和行政处罚。

超生比是指就所讨论的某一人群而言,有超生行为的人数与这一人群总人数之比,可反映某一人群超生状况。

与选择“一般”的人群相比,选择“很有”和“有一定”的人群超生比低。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认为超生惩罚对其生育行为“很有”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群其超生行为受到了超生惩罚的遏制。

而选择“基本没有”和“完全没有”的人群之所以超生比比较低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无超生意愿。

表3 超生惩罚影响与超生的关系城镇乡村超生惩罚影响超生比样本数超生比样本数很有0.213 183 0.457 234有一定0.302 315 0.431 473一般0.367 270 0.492 297基本没有0.252 420 0.437 366完全没有0.113 336 0.269 182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超生行为的影响,我们列出超生行为的控制变量,为了节省篇幅,部分只做简要的理论说明:年龄,年长者倾向超生。

汉族,由于受到严格的政策限制,和少数民族相比,容易超生。

中共党员应少超生。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应少超生。

公职人员因超生惩罚重,也较少超生。

和非务农的人群相比,务农人群有倾向于超生的一面,比如受教育程度低,但面对“巨额”超生罚款,且难以躲避罚款,有可能避免超生。

收入与超生的关系比较复杂,较高收入有倾于少超生的一面,但支付罚款的能力较强。

乡村居民对外信息了解程度高不倾向于超生。

问卷询问对男孩的偏好,从低到高分为4级,构成男孩偏好指数。

男孩偏好强的人群倾向于超生。

生育决策受父母影响大的人群也有可能有较强的超生倾向。

由于超生只取0和1,故采用单位概率模型(probit model)。

就超生惩罚变量而言,由于选择“一般”的人群的超生比要高于选择“很有”和“有一定”以及“基本没有”和“完全没有”的,我们选择“一般”作为比较基础,以易于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方程的符号和理论预期基本一致,绝大多数控制变量达到95%或更高的显著水平。

就城镇样本来说,与感受到超生惩罚“一般”的人群相比,感受到超生惩罚“很有”、“有一定”的人群的超生行为得到遏制。

这说明超生惩罚对遏制超生行为有显著作用。

但就乡村样本来说,与选择“一般”的人群相比,选择“很有”和“有一定”的人群没有显著超生。

表4 超生行为影响因素方程城镇乡村系数值系数值常数项-4.1849 0.0000 -3.0130 0.0000年龄0.0761 0.0000 0.0605 0.0000汉族 1.6161 0.0000 0.0838 0.4483中共党员-0.3607 0.0044 0.0006 0.9965受教育程度-0.0980 0.0000 -0.0336 0.0038公职人员-0.0995 0.4072务农0.5550 0.0005月收入0.0000 0.2755年收入0.0000 0.3369对外信息了解程度-0.0541 0.2151男孩偏好0.2054 0.0040 0.1602 0.0003生育决策受父母影响0.0418 0.4031 -0.0462 0.1917超生惩罚“很大”影响-0.4840 0.0057 0.0411 0.7346超生惩罚“有一定”影响-0.0526 0.7029 -0.1380 0.1774超生惩罚“基本没有”影响-0.1370 0.2960 -0.1004 0.3557超生惩罚“完全没有”影响-0.5969 0.0002 -0.4624 0.0009probablity(lr stat) 0.0000 0.0000样本数1248 1498(二)生育的宏观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我们不妨从中国居民生育行为的历史表现开始,这是需要我们给予解释的。

只有首先对历史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我们才有可能合理地分析和预测未来。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受严重饥荒,人口增长大幅减少。

1962年,人口开始呈现补偿性地快速增长,大体持续到60年代中叶。

我们对中国生育行为的宏观表现的研究以1965年作为时间的起点,侧重讨论60年代中叶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和中国人口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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