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赏析《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
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
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钱钟书善用比喻。
《围城》中的妙喻有两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
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
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这也是我说的第一种比喻，书中很是常见，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
”“老成”用在雨上，可谓唯钱先生一人，用的好！雨丝密说水面上在“长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却又恰到好处！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
偶尔我重拾起《围城》就是为了“把玩”这些妙喻的。
第一章中“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离得远了害相思病，竟然能够这样运用，真是妙极，使人不不得不佩服称奇。
鸿渐学无所成，为了回乡有个交代，只好买张假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
一张文凭，联想到《圣经》里的亚当夏娃，可真谓思虑深远啊！鸿渐对鲍小姐的好象不经意地说的一句“咱们今天都是一个人睡”产生了念头，直回到船舱，“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男人要打消那种念头确实困难，要跟女人打胎一样，那可当真难受！在县省立中学作失稿演讲时，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贞操”。
耳朵失去贞操是因为耳朵里进了污秽之言，这种移形换位的运用钱先生是多么炉火纯青啊！有意招鸿渐为婿的张先生，喜欢中国语里夹无谓的英文字，钱先生称其“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这一比，比的既准确又生动，一个虚荣的假洋鬼子的嘴脸经这一比，原形毕露！方鸿渐把信还给了唐小姐，“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
失恋的世界是幽暗孤寂的，是抽象的感觉，可在这里，它成了具体的事物，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来看这一出更妙的，鸿渐去赵辛楣的洋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象正在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撕割得七零八落——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和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
哈哈，女明星被这一比，真是体无完肤香消玉殒了。
钱先生惯用这种裸露的不留情面的如刚针一般的讽刺。
听到辛楣说男傧相“对唐晓芙有意思”，鸿渐的心搅腾的厉害，“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
变抽象为具体，以虚为实的手法，还是钱先生使得精妙。
虽然这些比喻很新奇，有时还很幽默，但是幽默时还是让人笑得不干脆，不彻底。
因为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在心头：正笑别人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裸奔，忽然发现自己也只是穿了一个遮羞的裤衩而已。
这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汽车陷入了烂泥沟，不肯走了，“汽车夫就破口大骂，此刻骂得更厉害了。
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外祖母发生肉体恋爱”。
读到这一处，忍俊不禁，笑着笑着，猛然间感到这也像在说自己，笑声戛然而止！有些比喻身后的道理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如“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做官，让人联想到腐败，其实腐败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心里本身就长着一棵腐败的幼苗，只不过做官了，肥料施得好了，苗也就长的亭亭如盖，不可抑止了！语言犀利，讽刺尖露，诙谐幽默，妙语连篇，这是我对《围城》的评价，当然我见识短浅，概括不全也是有的，《围城》里面有很多段落章节里的几乎每句话都可玩味，慢慢品尝。
以上举的也只是九牛一毛,供余下赏析而已,真正想看出《围城》的内涵的,还是亲身去体验去领悟吧!多层意蕴《围城》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
像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方鸿渐经历的叙述，传达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
要理解这层意蕴，需要首先了解“围城”的含义。
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
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
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
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
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还有人把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起来，认为这种荒谬性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
每一种理解都有道理，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
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
这可以看作一种解读，但是有强为之说的嫌疑。
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性，阅读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文本阅读，切忌把对小说的理解往政治和时代上靠。
《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他的语言体现了钱钟书作为学者的一面，虽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卖弄才情，但总体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闷，因为许多话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时常散发出机智的锋芒，不断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这一切都可以给我们的写作以有益的借鉴。
文化批判《围城》三联版《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
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
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
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
（第353页）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第359页）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
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犀利讽刺《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