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墨迹与敦煌书法赏析（收录比较全面）碑刻墨迹与敦煌书法【上尊号碑】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
魏初诸刻书法,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
《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此碑书风与书法作品《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
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上尊号碑》书风严整庄重，体势雄强奇伟，劲健沉稳。
也称《劝进碑》。
考为黄初元年立。
隶书。
额阳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尊号奏”。
碑在河南临颖繁城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
是三国魏时著名碑刻，也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
虽此碑书风整齐划一，然它却于匀整平稳之中体现了书写技巧的灵动之美，并能体现自身的个性与特色，这足以说明此碑非一般书者所书，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法家所书。
三国魏书法欣赏：【孔羡碑】平实之中矫捷之致【孔羡碑】书法结字方正宽绰,骨力健劲,气势瑰伟,用笔方齐质拙,茂密雄强,如斩钉截铁,开六朝分楷先河。
近世著名书画家杨钧,于汉魏诸碑独喜《孔羡》,可谓推崇备至。
其跋临本《孔羡》云:”学两汉书,有四要义:一曰沉着,二日平稳,三曰开展,四曰铺毫。
四者俱备,《孔羡》一石而已。
”文后有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正书题云:”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十字。
此碑为魏初著名碑刻之一,与《大飨群臣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并称。
碑文记魏文帝曹丕称帝后之黄初元年,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事。
其结体严整而不板滞,书风淳古而高远,气势凌厉而磅礴,与汉末以方笔取胜的书法作品《鲜于璜碑》、《张迁碑》等一脉相承。
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惟北齐少似之者。
”可以窥见此碑对北朝方严灵秀的楷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渊源关系的。
《孔羡碑》用笔以方为主，融以圆笔，结体端庄，疏密得适，具有一种雄强坚实的气势，为魏隶中不朽之作。
书风古质遒劲，雄稳沉着。
《孔羡碑》黄初元年即220年立。
隶书。
额篆书6字“鲁孔子庙之碑”。
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
【泰山经石峪】藏筋抱骨笔笔浑穆【泰山经石峪】泰山经石峪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据民国初拓本计,存九百六十余字.通篇文字气势磅礴,其优游自如从容不迫之仪态,若具仙姿;其用笔圆润可人,包融篆隶而妙化为楷,结构舒博壮健,颇含浑穆宽阔之趣。
刻于山东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字径50厘米,字数逾千。
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清杨守敬曰: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
【泰山经石峪】书法作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用笔以圆为主，藏筋抱骨中笔笔浑穆。
书时随势而运，无拘无束，任纵生发，目睹其夸张笔势。
六朝摩崖刻经。
无年月，隶书。
现存山东泰安泰山。
书风气势恢弘，气格天成，为一代大字之鼻祖。
【泰山经石峪】截图《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摩崖刻石,刻于山东泰安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字大径尺,书体奉雄浑,以隶为主,间有篆、楷、行草意。
用笔安详从容,风神澹泊雍荣大度,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充满个性.被尊”大字鼻祖”和”榜书之宗”。
魏晋敦煌写经书法欣赏：【龟山玄录】【龟山玄录】临习书法虽属楷书，但用笔与结体具有浓郁的隶意。
这种隶意与楷法用笔、结体融合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如果将这种“隶意”与魏晋时期的钟、王楷书相较，则又有明显的不同。
《龟山玄录》所表现的隶意，是一种成熟楷法对某些隶书笔意的合理借鉴与糅合。
如横画的波势平出，撇、捺的弱化处理，点画取侧卧之势等，古朴简约之外，别具几分清新之气。
在书法书写风格上，《龟山玄录》追求平淡、冲和、简远的审美理念；取法崇尚萧散、俊迈之气，甚至包括用笔、结体上的隶意。
《龟山玄录》中锋行笔，内外取势，笔方势圆。
落笔成点，起伏成形，点画之间偶有牵丝，顾盼生姿，一应自然。
魏晋敦煌写经《龟山玄录》书写快捷、妍美，通篇笔力沉雄，墨气酣畅；字形方而不滞，用笔灵动而不轻滑；端庄之中透出疏朗俊秀之致。
作为实用性书写，笔法精到，点画到位，远离匠气，具有较高的文史、书法价值。
晋楼兰残纸：【五月二日帖】书法演变的实证【五月二日帖】楼兰残纸文字书法体态多变，笔法富有变化，除了比较规整的带楷意的隶书、带隶意的楷书、流动的新隶书、干练朴厚的章草及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草书外，尚有不少书体风格介于两者之间。
在字形构造方面与新隶体相近，书体已渐脱章草形构，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令人大开眼界。
碑碣刻石是用于歌功颂德、流芳百世的，书丹者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其书写状态自然是认真虔诚的。
楼兰残纸包括书信、公文、簿籍、札记等，虽然这些墨迹都是当时极为平常的文书，但书法流露出的那份率真却是后人所梦寐以求的。
当我们面对这种自由放松的书写时却为之震撼，那稚拙的书迹似乎在倾诉发生在遥远年代扑朔迷离的故事。
楼兰残纸中的文书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书写中没有功利成分掺杂其间，完全是一种自由放松的笔墨倾吐。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楼兰残纸中的《五月二日帖》与王羲之《孔侍中帖》的字体如同出自一人之手。
如果将其放在王羲之的摹本中，或许有人会误为是书圣所为。
启功先生尝谓：“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而不在木上。
”楼兰残纸为研究书法的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
今所见陆机《平复帖》与楼兰残纸书体极为相近，他们之间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也不同，但两者之间的点画、线条、使转、笔趣、墨味等流露出的时代气息极其相近。
只是《平复帖》更规整、文气罢了。
楼兰残纸的出土，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它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找到了书体演变的实证，也为我们提供了品赏世界上最早用纸所书写的生动自然、丰富多彩文书的机会。
楼兰遗址出土的墨书残纸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是西晋时期的遗物，书体除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是研究晋人书法的宝贵资料，使我们今天得窥晋人的真实用笔。
魏晋十六国书法真实用笔：【楼兰文书残纸】【楼兰文书残纸】楼兰文书残纸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
【爨龙颜碑】雄强茂美俯仰揖让姿态奇逸【爨龙颜碑】《爨龙颜碑》书法特点是雄强茂美，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
《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
《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
《爨龙颜碑》为长方形，额半圆形。
同“爨宝子碑”相比，称其为“大爨”是名副其实的。
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
下部正中有穿洞，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竣鸟，月中有蟾蜍。
碑阳正书24行一共904字。
碑阴是题名，分上、中、下三段，共313字，均为正书。
碑文叙述的是爨氏家族的渊源，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势力的格外强大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在云南陆良彩色沙林西面约二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二爨”之一的《爨龙颜碑》。
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此碑是“二爨”中的大爨。
碑立于南朝刘宋二年(458)，是爨龙颜死后12年所立，比“小爨”晚53年，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碑文为爨道庆所作。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推其为“神品第一”、“古今楷法第一”，称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为保护此碑而写的“跋”中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真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
“乃云南第一古石”。
纵观全碑书法笔力道劲，像刀斧击凿而成，是研究我国书法由隶转楷的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文献。
据考证，爨龙颜活了61岁，比起爨宝子，他是很长寿的。
正因为这样，碑身形制高大，碑文内容较为丰富，为研究统治南中数百年的爨氏大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而其碑文的字里行间，也非常自豪地从侧面证实了爨氏的强盛，折射出滇东这块沃土昔日的繁荣。
【高崧墓志】书法俊秀楷意浓厚刻工精湛【高崧墓志】高崧墓志刻工精湛，书法欣赏特点是书法俊秀，不少字体楷意浓厚，堪称罕见的东晋铭刻类书法佳作。
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
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 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因高崧与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序》作者王羲之生活于同一时代，属于同一阶层，他的墓志书法无疑将为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线索。
与早先出土的众多东晋墓志相比，其书法隽秀，匠气相对较少，显示出了更高的书法技巧。
墓主高崧，字茂琰，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为东晋名臣，曾任侍中等显职，职权颇重。
《晋书》及《世说新语》皆有传载。
这两方墓志书法为“楷变书”。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