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终将小悦悦带走了。
这个不幸的事件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社会问题?如何让社会正气成为社会主导价值与力量?昨日，由广东省社工委牵头的“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主题系列座谈会也已进入第三场，30多名法律专业人士从社会、道德、司法等角度对事件进行了讨论，并提良策。
建立救济机制、奖惩机制等声音逐渐清晰。
“如果将见死不救定罪，奉劝会游泳的人一辈子不要到珠江边，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有人落水了，如果你不去救就会有牢狱之灾。
”———法学研究会会长杨振洪“建议规定公务员若见危不救，必须受诸如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省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可以规定在裁判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甚至可以让公众参与。
”———佛山中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反思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以及官员腐败为代表的社会普遍不良现象，营造了不顾诚信、不讲规则、强者通吃的社会心理，社会底层民众缺乏应有的安全感，人人尽力避开各种“麻烦”以求自我保全。
一味注重经济缺失温情陌生人社会缺伦理秩序撞死人比撞伤人赔得少?“在经济挂帅的发展模式下，整个社会关系逐渐变成了金钱关系和利益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化明显，温情缺失。
”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庄伟燕在会上如是反思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蔡镇顺表示认同，他说：“事实说明，我国经济虽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道德没有同步发展，反而是倒退。
”“政府应该考虑适当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更多地进行文化建设。
”广东省人大代表吴青律师还建议道。
陌生人社会缺伦理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熟人社会所遵循的道德规范难以适用于陌生人社会，而规范陌生人之间的市场秩序、道德还没有完全形成，导致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成为普遍现象。
”广东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费汉定分析说，“18路人”之所以见死不救，正是陌生人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缩影。
费汉定认为，“冷漠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国由乡村“熟人社会”向都市“陌生人社会”转化中的社会伦理困惑和价值观需重塑。
撞死人比撞伤人赔得少?“目前我们法律规范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有缺陷：一笔死亡赔偿金和一辈子承担高昂医疗费用比较，就有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撞死人比撞伤人赔得少，救下来去医疗或者评定残废后却比撞死人赔偿的多。
这种法律设计本身是有问题的。
”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主任肖文齐认为，应当从执法、司法、普法上加大对肇事司机见死不救的惩罚成本，有时候甚至是刑事责任的成本。
而蔡镇顺则提议，应该提高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赔偿限额，“避免撞伤不如撞死的悖论”。
省公安厅法制处政委陶文辉说：“日本交通肇事死亡是要负终身责任的。
”另外，他表示也要提出对于肇事者主动救助的减轻责任。
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制定“见死不救罪”，对于这个问题，在昨日座谈会上也引起了诸多法律界人士的争论。
有代表指出，“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不要搞法律虚无主义，否认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也不要实行泛法律主义，片面夸大了法律规范的调节作用。
冷漠只是道德问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指出，法律和道德本是两个不同的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二者有联系，但主要是分工，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大量新的道德事件出现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将其归结到法制不健全，继而形成一种惯性逻辑：什么都立法，什么都归罪。
出现“有问题，就要立法，立法之后，又出现问题，然后再讨论立法”的恶性循环。
他说，“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的冷漠行为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其他舆论谴责、社会倡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况且即使立了法，如何定罪量刑，纵观世界各国，关于此罪也是规定不一，因此要统一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而且自古中国都有“法不责众”之说，在一个普遍没有达到的标准下定罪，是不适合的。
“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还是给道德来解决。
”李军说。
保护见义勇为更重要广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会长杨振洪教授表示，见死不救这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社会谴责，“但坚决反对将它作为犯罪行为处理”。
杨教授说，作为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刑罚手段应当着重被用来打击那些影响社会基本秩序的犯罪。
如果将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规定不作为犯罪，那么公民生活可能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将动荡不定，人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可预见性。
“增加这个规定就是增加公民的一项强制性义务，会让人们成天诚惶诚恐。
如果这样定罪，奉劝会游泳的人一辈子不要到珠江边，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有人落水了，如果你不去救就会有牢狱之灾。
”杨振洪表示。
广东省政协委员陈紫芸律师也认为不应该将见死不救入法。
她表示，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是最合适的做法，要对见义勇为条例进行修改。
建议公务员、医生、共产党员、先进人士、保安等特殊人群应负担见危施救的义务;应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昨日，法律界人士纷纷建言献策，就如何加强民众见义勇为意识、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提了许多真知灼见。
公务人员要以身作则“好心做了坏事”应免责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称，201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32名代表建议在刑法中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其后一直都处于激烈的争论中。
“近年来，见死不救的例子比比皆是，令人发指。
我认为：公务人员、医生、共产党员、先进人士、保安等特殊人群应负担见危施救的义务”。
朱列玉认为，对社会特殊人群，明确的“惩恶”规定。
比如规定公务人员见危不救，必须受诸如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医生这一特殊职业人士见危不救，要明确规定刑事责任。
“好心做了坏事”应免责朱列玉指出，在美国加州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法律规则：2004年，女子亚历山德拉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
另一女子丽莎将其救出，亚历山德拉在车祸后瘫痪。
后来亚历山德拉把丽莎告上法庭，称其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
州议会以75:0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条款”。
最终，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
朱列玉说，类似于“好心人免责条款”，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体现在“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保护好心人法案。
“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社会公众在做好事时的后顾之忧，在他人人身安全遇到危险时，能够积极大胆地提供救助。
昨日，与会的专家都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
判决适当征求公众意见“小悦悦事件”中，对肇事司机该怎么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指出，可以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他说特别是当出现自由裁量权使用中，法律逻辑的运用应当顾及社会正义和法律的良知。
“我们尽管不能像国外那样搞…陪审制‟，但是可以规定在裁判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应当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甚至可以让公众参与”。
“药家鑫案就采取了庭审现场问卷调查，就很好地解决了民意与法律结合的问题。
”他认为，司法机关要裁判一些典型案例，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主流道德观念，减少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在司法中的纷争。
老人不敢扶，小孩不敢救，再往后发展下去，这社会还能有一点人间温情？在如此背景下，新华时评撰文，提出诬陷见义勇为者最高可判十年!这真是掷地有声，人们盼来的及时雨啊。
人们之所以不敢见义勇为，就是因为怕被人诬陷怕被讹，现在新华社出这个时评，含义深刻，基本说明是半官方的表态了，这次官方可能要动真格的了，用法律的形式来惩治诬陷见义勇为，扰乱社会道德的家伙们！坚决拥护见义勇为，严厉打击诬陷见义勇为，为社会传统美德保驾护航。
其实我国法律对诬陷见义勇为早做出明确规定，如果诬陷见义勇者是见义勇为的受益人或受益人家属，那么其行为或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首部《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2011年11月30日10:26“好心人”救人免责、鼓励为“好心人”作证、被救助人诬陷敲诈或被刑拘……11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公室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短短1100多字，涵盖了免责原则、举证规则、人身损害待遇、救助行为确认、法律援助、鼓励作证、惩戒措施、政府慰问等主要内容。
这则被称为深圳近年来最精简的“微条例”，却引起了社会的大反响，也填补了国内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
惩戒诬陷者奖励作证人近年来，“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路边受伤儿童无人敢救”等事件屡见报端，“好人难当”、“做好事当心成肇事”、“做好事前得先拍照”等社会心态不断蔓延。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救助行为中的民事豁免条款。
”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综观世界普遍经验，在救助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救助行为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甚至加重被救助人的损害，救助人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
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尚，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这种法律风险。
“深圳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应当将救助行为免责作为条例的核心内容，否则，保护规定也就失去了灵魂。
”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长周成新表示。
为规避被救助人歪曲事实，《条例》重点设置了举证原则：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或者认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谁负有举证责任，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
”周成新表示，如果救助人负举证责任，显然将增添救助人在决定是否提供救助时的顾虑，不利于倡导社会互助的美德。
而且，《条例》还规定，因救助行为被起诉的，市、区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救助行为发生争议时，为救助人作证的证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应当予以物质奖励。
除了鼓励，还有惩戒。
《条例》规定：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真相，要求救助人承担责任，向有关机关投诉的，有关机关可以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公开赔礼道歉；涉嫌诈骗的，由公安机关予以罚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被救者补偿未写入条例救助他人时，当事人往往会遭受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牺牲生命。
“救助人为了救助他人而遭到的损害，由谁给予赔偿或补偿，是救助行为保护立法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目前各地救助者遭受伤害要获得赔偿，主要参照当地制定的保护见义勇为条例。
但是，各地的见义勇为条例，适用的范围基本都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险救灾等行为中。
至于大多数非违法犯罪因素造成的损害，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政府是否也有给予补偿或者奖励的义务，救助人是否对被救助人享有要求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