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52年这个时间段是我国经济从战争中恢复阶段。
自古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都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讲究的是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我国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重，轻重工业为辅的经济体制，因此可以说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农业大国；但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古老的国门后，中国一大批有志之士就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
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民族企业。
其中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但由于常年的战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面临山重水复的境地，全国经济发展指数几乎是零。
1949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腐败的国民党手中解放了中国，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起了自己的主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建设自己的祖国，努力改变旧中国面貌。
但那时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
在军事上虽然国民党正规部队失败了，但在大陆却留下了巨大的匪患。
在经济上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市面无几，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就有人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打100分，在政治上可以打80分，但在经济上却只能打0分。
新生的共和国不仅要面临国内一些不法分子的攻击，而且要面临世界上众多帝国对这个新生的红色共和国围追堵截，想将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
1950年刚过新春佳节的共和国，本应打算大力建设自己的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朝鲜战争爆发了，本来朝鲜战争是属于朝鲜内部的事情。
但当时以美国为首联合17附属国公认对朝鲜战事进行干涉，一直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边境鸭绿江，威胁新生的共和国。
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
当时内有匪患欺压和未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外有强敌犯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造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
那时全国上下凝聚一心建设自己的家园，内剿匪患，外敌美帝国主义。
但也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也是我国经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1949到1952年我国工农产业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纪录。
钢铁产量为解放前的146.3%，原煤产量为解放前的106.5%，原油产量为解放前的137.5%,发电产量为解放前的121.7%，粮食产量为解放前的109.3%，棉花产量为解放前的153.6%。
第二阶段是1953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从1953年到1958年，第二个层次从1958年到1979年。
1953年我国就开始了大力恢复国民经济运动，也从这一年我国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经济体制。
1953年至1957年我国开始了一五计划，它主要的任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手工业和轻工业合作化；继续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
据历史记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先后历时4年，五易定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
自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7年我国宣布一五计划完成，主要成就有：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 1.9亿吨等。
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
制订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
第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强烈愿望。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发展。
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
人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
文教、卫生、科学、艺术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我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应该从1958年开始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从此拉开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此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
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
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
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
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
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
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想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现状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根本上不可能迅速改变我国千年来积下的落后经济。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
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给本来摇摇欲坠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
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
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 多万公顷农田受灾。
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
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
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
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
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
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
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
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
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
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
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
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
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
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
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
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