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纪念迎春林业局建局五十周年今年是黑龙江省迎春林业局建局五十周年，我在这个林业局工作28年。

在喜庆建局50周年之际，不能不有所回忆。

忆汽运处在建局五十周年之际，引起我对汽运处的回忆。

汽运处在建局前就在迎春（时称迎门顶子）安家落户了。

那时称汽车队，该队前身是铁道兵农垦局交通处汽车队第一分队。

1958年冬，农垦局组织各农场上山采伐红松，支援首都十大建筑，该分队奉命于11月到达迎春承担运输。

在大跃进中，虎林县、饶河县并入农垦局，称虎饶县，局县一家，两县的汽车都并入了汽车队，一时间，车队人多、车多，不便管理。

1959年初，农垦局决定汽车队扩编为汽车营，编成三个队。

在一分队原有30台解放牌汽车的基础上，又增加10台解放牌汽车，编为第二队，简称汽车二队。

第一任支部书记戴万昌，队长刘振山。

在任免队长中有段插曲。

原任命当时在农垦局修配厂当修理工的李忠全为队长，转业时李是某部营参谋长，下达命令后不到职，他想当修理工当到底，不想当干部了。

结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到职任副队长。

那时官兵虽然转业了，仍然是部队管理制度。

1961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灰来垦区视察，认为局县合一，政企不分，摊子太大不合适，决定局县分开。

这样汽车营随之解体，两县编入汽车一队的车辆、人员回县后，一队撤销，剩余人员、车辆并入二队，三队调给了东海煤矿。

汽车营解体后，就剩下了二队，车辆达到100余台。

汽车队从到达迎春那天起，除担负部分各农场的货物运输和支援麦收外，主要任务就是每年冬春运材。

因为汽车队隶属交通处，木材生产由林业处负责，体制管理不当，常常发生矛盾。

是年，冬运前农垦局决定，将汽车队划归林业处。

两处交接时，又有段插曲。

交通处得知汽车队要交给林业处，他们马上做了手脚，将部分好车、好人，全留下了。

为此，我与交通处的罗副处长吵了一架，我说他交车队不该“抽筋拔骨”。

1962年成立东方红林业局，罗副处长被任命为局长，汽车队由林业处转交给了东方红林业局。

我们俩一见面，就说起了那次吵架，我逗他：你“抽筋拔骨”抽了自己了吧？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这个小刘！还记得呢！”俩人哈哈了大笑了一阵。

我们那一代人，上下干部之间，干群之间，遇事有话就说，有时吵的脸红脖子粗，吵过了事，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计个人恩怨。

彼此之间，没有等级观念，正如刘少奇同志接见时传祥同志时说的：你掏粪，我当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

1963年，成立迎春林业局，运材任务由汽车队承担。

但是，汽车队仍隶属东方红林业局，这是一种畸形的工作和生产关系。

1964年春，汽车队转入迎春林业局。

至此，汽车队稳定了，直到改革开放后解体，没再换牌子。

1972年，由队改处，胡世卿任总支书记，我为主任。

队改处后到1983年，是汽运处发展的鼎盛时期，每年运材10万立方米以上。

汽运处是一个团结奋斗的集体，初建时80%以上的成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3以上的人是共产党员。

在几十的奋斗中，为北大荒的开发，为迎春林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4年前的省级劳动模范有陈朝宰、栾成龙；1964年后的省级劳动模范有王宝祥、李世元、林翠红。

汽运处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成长起局级干部六人；场级干部三十余人，遍布林业局机关和各基层单位。

1958年冬，来到迎门顶子、农垦局交通处汽车队一分队近百名的老同志，健在的不多了。

能见到的、听到消息的有：刘水清、王根才、王永清、栾成龙、杨庆儒、高清源、杨秀林、杨军、季海、李江令、陈凤武、李大森等十二三个人了，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

时光荏苒，地球不停地旋转，人来来去去，须臾之间几十年，老人们的青春虽然一去不复返了，老人们当年栽下的小树却已成林，迎春林业局的各项事业，正蓬蓬勃勃地发展，老人们看在眼里，心里甜。

在纪念建局五十周年之际，向当年为北大荒的开发，为迎春林区的建设，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吃过大苦、献上青春留下子孙的人们致敬！向新一代的创业者、打造“中国蜂都”的人们祝贺！忆检修厂的诞生迎春林业局机械检修厂的前身，是汽车队的修理分队，修理分队的前身是汽车队的修理组。

这个修理组的组长，叫卢景孝，转业前是铁道兵某部汽车修理排排长，1956年转业到北大荒。

卢师傅为迎春林业局培养了第一代、第二代汽车修理工。

这个修理组的轮胎工叫刘校云，当时40多岁，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

他创造了轮胎外胎补洞、打卡子，解决了轮胎供应不足的困难。

这个修理组的锻工刘吉贵，是1956年转业的铁道兵的老兵，当年40多岁。

这位老同志为保证车辆完好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北大荒刚开发时，日伪时期留下的公路失修，路况极差，汽车损坏严重。

当时损坏最多的是：断大梁、断弹簧钢板。

建国初期，汽车配件国家供应不足，车辆坏了配件，主要靠修理。

车梁断了，铆起来用，这由锻工承担。

当时锻工只有手拉风箱、烘炉和大锤，但是在组长卢师傅领导下、刘师傅的带领下，1959年秋天，就铆起了车梁。

引起我的感动，写了《汽车二队修理组敢想敢干铆大梁》的报道，发在农垦报上。

铆梁的铆钉自己不能造，是从农垦局修配厂求援的。

铆梁是经常的事，不能总求援。

刘师傅决心自己造一架铆钉镦床，但是没有钢料。

刘师傅硬是用废钢轨锻打了几块钢料。

又一次让我感动，写了一首诗赞颂。

诗的标题是《五块方钢料》，发表在1960年《北大荒》文艺上。

其中有一节：拉起风箱呼呼叫/风吹炉火冒绿苗/烧红“铁道”断两段/抡起铁锤打“铁道”（铁道是铁轨的俗称）。

当时没什么修理设备，除手拉风箱、煤炉外，有一台小台钻，一个砂轮机。

铆梁钻眼，把小台钻用木架镶起来，人架着当手电钻用。

道路不好，除断车梁外，易断的是弹簧钢板，各车断弹簧钢板是常事，天天都有。

为了保证车辆完好率，修理组组织煤炉把断了的钢板接起来用。

刘师傅带领锻工，把断钢板的一端锻扁，然后把两片锻扁的钢板相叠锻打，成型后即可使用。

有了电焊机以后，用焊接的方法接钢板。

差速器的半轴断了，也用焊接的方法接起来用。

修理组第一个电工是山东支边青年，叫王玉华，电瓶所需的蒸馏水，他用土办法提取。

他与锡焊工张仁绪，用铁皮水桶焊制了蒸馏罐，解决了当时急需。

修理组第一个车工，叫周文香，是张福同志的爱人，结婚后1959年从佳木斯某工厂调入。

1962年在农垦系统中，响应国家号召停薪留职，在复职时，林业局已划归林业系统，未能复职，成了家属工（农垦系统的停薪留职职工，全部复职了，停职期间按工龄计算）。

修理组1959年收的徒工，想得起来的，有张银生、张继堂、张继合……等；1960年收的徒工有孙世英、刘锡珍、李际明……等。

以后都成了检修厂的修理骨干。

到1960年秋，修理组车、钳、铆、电、焊等工种基本齐全，修理组扩大为修理分队，已有各类修理人员30余人。

第一任分队长张福，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汽车司机，转业前是副排长。

由于全体修理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的抢修，保证了全队车辆的完好率。

1962年车队划归东方红林业局时，主管副局长来队检查工作，问：“你们队有多少死车？” 那时因为汽车配件缺乏，一时不能修复的车辆被成为“死车”。

在一些车队是普遍现象。

当我们汇报说：“我们队没有死车”时，他很惊讶。

1964年春，汽车队划归迎春林业局后，即承担起全局各类机械的修理。

1965年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局展开，1966年上半年结束。

在社教运动整改阶段，社教队长找我谈话，征求车队的整改意见，我建议：修理分队已承担全局的机械修理任务，应该从车队分离出去，单独建厂，以利以后的发展。

1966年4月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机械检修厂成立，第一任厂长夏玉瑶，副厂长唐永发，我是指导员，副指导员任占才。

机械检修厂的诞生，是水到渠成。

忆农副二队的诞生农副二队即现在林业局的轻工产品加工公司，它的诞生，要从火柴梗生产说起。

1974年末，局党委决定，各基层单位办家属队、青年队。

此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工作，局建立了青年队，给青年们办了一个火柴梗车间，约生产一年左右。

在各基层单位办家属队、青年队中，原青年队解体，一时间火柴梗车间没有归属。

汽车队家属队队长李永坤，对我说：火柴梗车间还没安排归属，听说做一个齿轮可以生产出口火柴梗，很有发展前途。

我鼓励他：你争取把它要来，齿轮咱有办法。

火柴梗车间归车队后，求八五四农场修配厂给做了所需的齿轮，从此开始，迎春林业局的火柴梗走出了国门。

1975年12月，出口火柴梗在黑龙江省轻工产品展销会上展出，省委书记杨易臣看过后说：可以进一步生产火柴。

局党委书记王雨林同志，抓住机遇，决定在火柴梗的基础上，建火柴厂。

1976年春，局决定由汽运处负责筹建火柴厂。

为此，把检修厂家属队并入了汽运处家属队。

负责农副业生产的副主任李合永，带人出去考察后，认为建火柴厂，不是简单的事，汽运处难以承担。

建议局应组织专人组建，局接受了建议。

同年12月初，合并后的家属队的矛盾显露出来：人多活少，你争我夺，人们都往火柴梗车间挤，家属、青年一时意见纷纷，特别是一时进不了火柴梗车间的检修厂的家属、青年，认为汽运处领导有偏向。

因为两队合并后，人员思想混乱，彼此争工作，12月的一天发生了事故！修理工马玉泉同志见截木段用大肚子锯锯截，既笨重劳累，工效又低。

他设计、制造一台电动截木段的元锯。

这个工序由重活，变成了轻活。

大家都争着到这道工序工作，结果一位家属工被元锯伤了手指！此时，已进入冬运，一头是冬运一天比一天紧；一头是家属队的问题不断出现，让我这个汽运处主任，一时不知所措！想来想去，运材是主业、大头，动不得，必须从解决家属队入手，摆脱困境。

想好主意后，找局王书记建议：把生产队分开，不然摊子太大不好管理。

陈述理由后，王书记让我与检修厂领导班子商量，如果他们同意，可以分开。

与检修厂的领导同志商量，他们理解我的难处，同意分开。

局领导、检修厂领导同意了，家属生产队领导不同意！与他们商量两个晚上，商量不通。

他们说：合，好合。

分？怎么分？对家属、青年没法做工作，他们意见很大。

原检修厂生产队的队长说：有的家属发牢骚说“这是卸磨杀驴”；原汽运处生产队长说：分开后检修厂家属、青年没活干。

卡住了！我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再找王书记建议：家属队独立，为场级单位，由局直接领导。

王书记听后觉得也可以，但反问我：那干部从哪出？我说那就是你的事了。

我们俩沉闷一会，他说：要独立，干部还得由你们处出，你看让谁去好？我说：建议是我提的，就我去吧。

“你看让赵德祥去怎么样？”我说他还年轻，你别小瞧家属队，麻烦事不少。

“你回去谈谈。

”回处向德祥同志谈了大体意思，他没吭声。

没有深说，又去找王书记：请局党委就决定我去吧，把李合永、李树俊、王凯给我，我们一定把这个队建设好。

1976年末，局党委作出决定：机关生产队为农副一队，汽运处生产队为农副二队。

二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副队长李树俊，支部书记是我，副书记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