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既阐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深刻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人民需求与消费升级变化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013年的595244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年均增长6.95%;全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8311元增长至2017年的25974元，年均增长7.25%［1］。

物质决定精神。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消费已从“物质文化”升级到“美好生活”［2］，开始追求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对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体育提出了新的更多更高要求。

为此，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导向，加快发展和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适应和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多元化需要。

1建设和发展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逻辑1.1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何谓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学界虽然作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和阐释，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肖林鹏等人认为，该体系指的是由各种能够实现公共体育需求的条件一起构成的整体，比如体育指导、体育组织、场地设施体系、法律条例体系等等内容［3］。

郇昌店等人认为，该体系指的是服务主体、客体、环境等因素一起组成的系统［4］。

也有研究认为，该体系是可以持续为所有人的体育健身条件及环境提供改善，满足群众的个性化健身需求，有效提高群众健康素质的服务及保障系统［5］。

依据这些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以群众或组织为主要对象，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由此建立起的相关服务形式、内容、机制、政策等一系列因素，涵盖了供给、需求、保障、评价等相关内容。

体育公共服务包含了多方面的特征［6］:第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体育公共服务涵盖了供给、需求、保障、评价等系统内容，为了让各个系统及要素之间能够产生协同，这就需要有系统性的思维进行设计、组织及运行，搭建有序而且高效的体系。

第二，具有公共性的特征。

公共性是该服务体系的核心特征，在利益取向上，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公共体育权益，最大可能地追求社会效益;在服务主体上，体育公共服务面向所有群众;在服务供给上，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性的享受体育服务的机会。

第三，具有统筹性的特征。

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主导的，将各个地区的公共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发挥不同的资源优势来形成合力，最终为人们提供更高效的体育公共服务。

第四，具有科学性特征。

该体系的建立是参照各个区域的经济及体育发展实况，以责任明确、高效服务为基准而建立的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第五，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该体系的本质即为各相关主体合作来形成多元合力，最终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落脚点在提供服务上，因此其具有服务性特征。

第六，具有保障性的特征，该体系在制度架构上保障所有人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在财政投入上保障所有区域的人都能均等化地享受到体育资源。

1.2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价值取向。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原理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体力量，亦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

完善和发展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其目的就在于丰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

其次，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理念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立的一系列服务形式、内容、机制、政策等要素，其主要目的是为群众及组织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体育公共服务。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表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其文化需要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产品。

作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人民群众对体育文化产品自然也有着更多的期待。

有数据表明，截止到2017年1月，我国体育人口已经达到了4.34亿［7］，体育健身已经成为人民主要生活方式。

在此背景下，相关主体更应该用更加多元化且高质量的体育公共服务来满足群众的体育需求，最终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

2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视域下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现存问题透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着力建设和发展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体育公共资源配置不断向基层倾斜，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日趋丰富，体育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高。

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体育需求相比，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面临诸多薄弱环节和发展困境。

2.1体制障碍:体育公共服务部门存在“中梗阻”问题。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体育公共服务部门“中梗阻”现象引发、派生和加剧的。

主要表现在:第一，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主导的单向性运作模式，政府主导使得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得以建成，群众有了更多体育健身的场地和活动，人们的基本体育诉求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满足，但是长期的政府主导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显现出了不少问题。

首先，单一主体难以掌控“千头万绪”。

政府扮演着“掌舵者”的同时还扮演着“划桨者”的角色，政府在忙于事务性工作时势必会对体育公共服务疏于管理和规划。

其次，政府单一供给会使得区域差异化现象更加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区域体育需求程度，经济越发达的东部区域、城市区域的体育需求更加旺盛;而经济不发达区域，人们迫于生活压力，体育意识与需求相对薄弱。

在此情况下，在需求导向下，政府在东部区域、城市区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断强化，不发达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之差距不断加大。

再次，政府单一供给给自身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

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例，2017年比2016年的体育公共服务投入，文化体育与传媒、行政运行、体育竞赛、体育场馆、体育交流与合作、其他体育支出均有所降低，其他投入增长项目除了体育训练支出，增长幅度均不是太大(见表1)。

这不仅反映了国家财政的收缩，也说明仅靠政府财政投入难以满足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需要。

第二，基层体育建制不完善。

城乡间的体育公共服务差距，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牺牲了农村而把力量集中放在了城市发展中的后果。

分析现阶段的体育公共服务，政府是投入主体，由于地方特别是县级以下的财政限制，政府基层体育建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基层政府缺乏体育经费，同时机构设置不太完善，没有明确的权责分配。

这些问题使得基层政府在体育建设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8］，从而无法激起群众的健身积极性。

第三，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存在问题。

体育社会组织是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相关立法不太健全，使其缺乏法律的监督和管理;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自身管理和运行能力极其有限，不能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体育社会组织的活动经费比较匮乏，无法确保其正常的运行;身份合法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在一些活动运作过程中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2.2制度瓶颈:顶层设计与标准化建设滞后。

《全民健身条例》中指出，地方政府应该贯彻“三纳入”规定，其中涵盖了场地设施规划问题，但是在我国一些农村区域，地方政府不太重视体育设施的规划，不能将其正确且有效地执行下来。

城市和乡村间体育发展不均等的问题要想得到更好地解决，就必须多方合力。

无论是《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还是关于县级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再到关于体育设施及用地的相关规定，里面均有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相关问题，但这些规划对镇及以下区域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规划没有明确说明。

没有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难以快速健全和完善。

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需要详细的规划和设计。

由于东西部区域、城乡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不相同，各级政府难以使用统一的法律条例来规范地方的体育建设。

因此，虽然近几年来对于强化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呼声很高，但在一些地方，其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区域间的严重失衡，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结构、功能单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颁布相关数量标准，如每万人拥有的体育场地、体育社会指导员数量等，但对于质量标准缺乏顶层设计，特别是体育信息、体育组织的标准化问题“长期处于空白或不完善状态”［9］。

2.3发展失衡:不同地区间的体育发展差异性较大。

我国东西部、城乡间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差别非常大。

就体育场地而言，我国东西部、城乡间的区域性差异就非常明显(见表2)。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10］，截至2013年底，我国东部省份有10个，体育场地数量就达到了71.1万个，同时场地面积达到了9.38亿平方米。

而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省份数量有12个，比东部地区的省份数量多2个，但是其场地数量只有42.63万个，场地面积只有4.28亿平方米，无论是场地数量还是场地面积都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除了东西部地区以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体育资源差异也非常明显。

同样以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来分析，截止到2013年底，城乡区域的体育场地数量占比分别是58.60%和41.40和41.39%，场地面积占比分别是68.59%和31.41%。

由此可见区域体育场地资源发展的差异之大。

2.4协同缺失: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形成。

首先，现有体育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数量达到68.66万个，企业单位的体育场地数量达到13.77万个，企事业单位的场地数量在总场地数量中的占比达到50.19%，占地的面积在总占地的面积中的占比高达79.86%(见表3)。

但这些体育资源社会开放度并不高，有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在体育场馆健身的比例只有15.3%，平均每周接纳少于500人次的体育场馆达50%之多［11］。

也有部分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资源提供收费服务，但普通民众往往因为收费高只能望而却步。

其次，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不太健全。

比如我国关于体育信息的服务还不太完善，现阶段我国体育相关信息主要通过网站、电视或电台、报纸等渠道进行传播的，网站为主要传播渠道，但是不可否认，政府还没有充分将此渠道进行利用，很多信息资源没有详细的公布出来［12］。

一些相关研究者可能会通过查看国家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来获取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但是对于群众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获取，这就涉及到政府的对外传播和普及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