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司法制度篇一：中国清代司法制度中国清代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发展源远流长，自夏商至明清发展逐渐完善，内容不断丰富。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

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

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

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

清朝形成了既因袭明代，又具有本朝特色的司法制度。

其制度的确立有自身原因和特点。

满族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发展壮大，并取代明朝统治幅员广阔之地，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满族善于学习、吸收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制度及文化。

清朝统治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维持其统治，满清统治者需要寻求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八旗是清初国家主要军事力量，清政府非常注意以法律手段保护旗人的利益，从而保持其统治者的自身实力。

虽然大清律例有“今隶军籍之人与民无异，有犯亦一体同科”的规定，但旗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司法审判方面仍享有许多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司法过程中存在着数对相互矛盾的制度。

这些不断互动却又相互歧异的制度，不仅塑造了清代法律控制的独特模式，也体现了中华法系司法过程的特色。

清朝沿用明制，司法机关包括中央的三法司和地方的省道府和州县四审。

再加上进一步健全和发展的会审制度，清代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司法管辖。

在中国法制史上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清朝在中央设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其中刑部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部权特重”，掌管“天下刑罚之政令”，在三法司中居于主导地位。

大理寺的职责是复核案件，平反冤狱。

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为维护旗人的特权，及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需要等，清朝在中央设立专门司法机构以审理旗人和少数民族案件。

满族贵族的诉讼案件由宗人府会同刑部、户部共同审理，一般司法机关无权过问。

内务府是宫廷事务的机构，设慎刑司负责审理在宫廷当差的满人案件。

理藩院是清朝设立的专门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最高国家机构。

地方司法机构仍是司法与行政合一，实行长官负责制，分州县、府、省按察使司、总督或巡抚四级。

一般州县官负责辖区内全部（专门管辖除外）案件的初审，其中“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称自理案件，经州县官判决生效，审理完毕并草拟判决意见后逐级向上审转。

督抚有权决定徒刑案件的判决，军、流、发遣由刑部审结，死罪案件由刑部汇大理寺、都察院会审，奏请皇帝批准。

另外，清朝在地方上还设有审理旗人诉讼的司法机关。

清朝在诉讼审判制度方面基本因袭明制，但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如限制诉权、会审制度及幕友胥吏参与、干预司法等方面。

强调“调处息讼”。

清代法律维护宗族权力，在国家法律的肯定下，各种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大都确认宗族对上述案件有调处权，甚至惩处权。

清代诉讼程序繁琐，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然后盖上官府发给的因戳才有效。

会审制度体现出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中的“慎刑”思想，既是清代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一项大典，也是皇权在司法领域的彰显。

清朝废除了明朝的大审制度，保留了热审制度，将朝审进一步发展为秋审和朝审两大会审制度。

乾隆年间编修《秋审条款》，详细规定朝审、秋审的时间、会审机关、管辖范围及处理办法等内容，这标志着清朝会审制度的更为系统、完备化。

胥吏与幕友参与、甚至干预司法是清朝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

胥吏，又称书吏、书差或书役等，是各级衙门中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

幕友、幕宾俗称师爷，是明清时代官员私人聘请的行政、司法事务顾问。

他们以私人的身份，即官员的师友、宾客身份帮助处理政务，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胥吏与幕友更具有系统的律例知识，在参与处理司法事务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

但是官员对幕友的倚重，导致幕友对地方行政、司法的操纵。

而胥吏又往往内外勾结、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加剧了司法腐败。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有突出成就，既延续了前代的优秀成果，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清代司法制度无疑也有其自身特色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清代司法为当今社会不断完善司法制度提供了样本和范例，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篇二：明清的法律制度第八讲明清的法律制度（1368－1644－1840）学习重点：1、了解明初重典治国及明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立法和司法上的表现。

2、掌握清朝的会审制度。

主要内容：一、明朝的法律制度二、清朝的法律制度一、明朝的法律制度（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见教材P287）1、刑乱国用重典：①吸取元代“宽纵”亡国的教训；②以“重典”为消灭异己巩固皇权的手段；③“重典”是惩治贪官污吏、奸猾豪民的需要。

2、礼法结合、明刑弼教在明朝统治者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而应是并列的统治手段，并非必须“先教后刑”，也可以“先刑后教”。

（二）明朝主要的立法1、《吴元年律》以中央行政六部分类，条文简化仅285条2、《大明律》：洪武七年律（篇目一准唐律）、洪武二十二年律（七篇）、洪武三十年律。

六部分篇，共七篇。

开创了中国古代刑事法典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化。

（见教材P291）3、《大明令》：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以“令”为名的法典，一直沿用到明亡4、《大诰》和《榜文》：刑事特别法（见教材P292）1）朱元璋采集官民犯罪的重要案例，编成《大诰》四编，颁行天下。

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2）《大诰》的特点：规定了许多律外适用的酷刑；设置了许多新的罪名和禁令；同一犯罪，量刑较大明律重；重典治吏色彩鲜明。

3）《大诰》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

官立学校的必修课；私塾老师定期向乡民讲读；讲读师生到南京汇报交流；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语言通俗易懂；特权优待。

4）《榜文》以调整民事关系为主5、条例的编纂和修订：《问刑条例》，《大明律集解附例》（律例合编的新体例）6、《大明会典》：行政法规汇编（三）法律内容的变化1、刑事法制的变化（1）定罪量刑原则的变化：1）“轻其所轻”、“重其所重”（见教材P300）对反逆（皇权）、盗窃（社会治安）、贪赃等重罪（官吏），处罚比唐律加重。

对某些触犯礼教伦理、典礼仪式以及户婚田土方面的轻微犯罪，处罚比唐律减轻。

反映了民刑分离的趋势与在理学影响下的重刑主义倾向。

2）法定罪刑与有限类推并存断罪必须援引有关法律，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如果司法官吏违反这一规定，就会受到“笞三十”等法律制裁。

“断罪引律令”“断罪无正条”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律规定允许类推，另一方面类推必须经过皇帝批准。

与唐朝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相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大，助长了擅断的可能。

3）涉外属地原则的确立“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2）刑罚制度的变化：1）充军：中原军人犯徒、流罪发往环境恶劣之所充当军户，参加耕种，并附加杖刑。

充军又有终身充军与永远充军之分。

（见教材P299）2）刺字：犯盗罪者的附加刑。

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

3）廷杖：皇帝在朝堂之上对大臣施用的刑罚，由东厂监刑，锦衣卫行刑。

（3）罪名的变化1）奸党罪（见教材P301）：交结朋党2）其他：大臣专擅选官、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2、民事法制的变化（1）所有权：1）先占原则：与汉、唐相比，说明了什么？遗失物：即使失主认领回遗失物，拾得人也享有该物的一半产权；如果遗失物三十日内无人认领，则拾得人可获得该物之全部所有权；埋藏物：除古器、钟鼎、符印等异常之物外，掘得埋藏之物者，取得所有权；荒地：直接承认了垦荒先占者的土地所有权。

2）典卖分离：典是作价抵押，而卖是等价交换；典可以回赎，卖则不可。

（2）债权：（自己阅读）（3）婚姻家庭继承：兼祧制度，一人为两家之后3、行政法制的变化（1）中枢机构设置的改变中央：内阁（大学士）（选任官吏、议政、政务监督）、六部、五军都督府（军事指挥权）、都察院（监察）（2）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变：省（三司）、府、县（3）官吏选拔、考课（考满、考察）、监察制度（中央：都察院、六科；地方：十三道监察御史、按察使司）行政法制的变化可以看出什么问题？中央尽可能控制地方，中央集权的加强，实际上是恰恰是中央虚弱的表现，无力有效地控制地方。

（四）司法制度的变化1、司法机关的变化（1）中央：”三法司”（见教材P320）刑部（审判）、大理寺（复核）、都察院（监察百官，此外还有“六科”）（2）地方：省、府、县三级；“申明亭”（见教材P322）：基层司法组织性质，受理与调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3）特务机关：厂卫（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

（见教材P322）锦衣卫：组织完备的军事特务机构。

下设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

前者掌刑名等事，后者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即“诏狱”。

东、西厂、内行厂：均为宦官特务机关。

先设东厂，专门从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事，位于东安门外，，故称东厂；自成立，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后来，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影响到就是地区的治安，又在东厂之外设立西厂。

为权力制衡，又设立内行厂，负责监视东厂、西厂，由当时宦官头目刘瑾亲自指挥，到刘瑾被凌迟，内行厂随同西厂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厂”与“卫”组织上互相渗透，行动上彼此配合，锦衣卫仗宦官之势，宦官借锦衣卫之力，共同拱卫封建皇权。

但厂权重于卫权。

2、诉讼审判制度的变化（1）诉讼制度：1）诉讼管辖制度：原告就被告，轻囚就重囚，少囚就多囚，后发就先发等；2）诉讼权利之限制：（见教材P324）①“干名犯义”子孙不得告父母，妻妾不得告夫，奴婢不得告主人；②年龄、性别之限制，80以上10岁以下及重病人妇女之诉讼权利均受限制；③现禁囚犯之限制；④官吏民事诉讼之限制。

3）禁止越诉；4）诬告加等反坐（见教材第325页）（2）会官审录制度（会审）：（见教材P326）原指封建社会中若干个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会同审理重罪囚犯或官吏犯罪案件的制度。

源于汉代的“杂治”，唐为“三司推事”“小三司”，到明代，会审制度与录囚制度结合，形成了较大规模。

二、清朝的法律制度（1644年－1840年）（一）清初立法指导思想1、全面继承明朝法制2、“首崇满洲”基础上的“满汉一家”政策3、“以刑弼教”，严惩思想犯1）打击江南士大夫集团：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2）大搞文字狱：明史案、字贯案、曾静案、尹嘉铨案；3）大规模焚毁禁书：从有制订一条文字语言犯罪的条例，比照“谋大逆”判刑。

（二）清朝的立法概况（见教材P331）1、《大清律例》的制定（1）《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清朝入关后的第一部法典，基本上沿用明律。

（2）《大清律集解》：（雍正）将原顺治年律例中收录的明至清初“累朝旧例”称为“原例”，将康熙朝的增入的“现行则例”称为“增例”，将雍正朝编入的“上谕及臣工条奏”称为“钦定例”，效力上“钦定例”高于“增例”高于“原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