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

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

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

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

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

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

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

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

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均先后设立了博士点。

1984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集
体会员。

1985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代表团团长赵宝煦教授当选为该会第13届执行局委员。

1988年8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4届IPSA世界大会，中国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赵宝煦教授任该会执行局委员，并当选为副主席。

在图书出版方面，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

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

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

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

《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

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

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

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

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

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

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
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

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

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

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自从中国政治学恢复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在20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现实等三方面。

特别在政治学研究与实际结合方面，我们看到大批的堪称学贯中西的中青年学者，已经茁壮成长。

他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充实概念，同时与更加多样化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而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品位，达到更好地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服务的目的。

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而且紧密结合当前的政治实践，研究课题也在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发展。

从反腐倡廉到社区建设、市民社会，直到扩大基层民主的村镇选举研究等等。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十分欣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相比，显然进步很慢，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政治学所要求的程度相比，存在差距更大。

政治学的发展缓慢，有它一定的客观原因。

例如政治学取消了30年，许多人对它不但陌生，而且还有许多误解。

有人认为政治学是说空话的“学问”，是搞策略、耍手腕的学问，甚至有人还认为是“犯上作乱”的学问等等。

同时因为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就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现实敏感性的学科。

有人认为政治学恢复20年来，一直没能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民族性与
国际性的关系(或称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关系)；学术意识与实用倾向的关系等等。

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当前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矛盾，非仅政治学为然；而且它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转型期，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或说向和平发展转型)的时候，矛盾会更加突出，并且它们只能慢慢缓解，不会一时消失。

看来，为了使政治学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

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

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需要。

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

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

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

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
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

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

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

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

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

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

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

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

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

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不能因为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优秀成果接触。

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

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

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