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推荐下载使用！==分析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失败的制度原因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我们必须超越法律条文来挖掘在法律背后隐藏着的各种深层次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

笔者认为，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构建障碍可以从经济学上公共物品的理论视角予以审视和探究。

一、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回顾气候环境是指人类所能接触到的大气环境中对人类生活具有影响力的层面，而对于气候环境问题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

在此语境之下，谈及气候环境问题可以理解为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大气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大气环境问题。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视为向国际社会供给一种全球公共物品。

目前经济学界对公共物品的通常理解是:一种资源，并符合以下三种特性:第一，这种资源应该是每个人都能获取的，任何人不能通过对这种资源的使用来排除其他人对该资源的获取，即其具有非排他J性特征。

其二，这种资源不会因一个人的使用而减少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可能性，换言之，公共物品有在使用上的消费无竞争性。

最后，公共物品是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的，对公共物品的破坏会对所有集体中所有成员的利益造成损害。

国外经济学界已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问题上开展了较多的工作，他们研究该问题所使用的核心工具是公共选择理论。

南加州大学Sandier教授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失灵本质上是集体行动问题在国际治理上的直观反映。

伦敦经济学院S tern二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构建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 G lobal D eal)的思想，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有赖国际社会的公知和充分的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必须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协调机制来缓解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不足问题。

在经济学相关成果的启发下，法学界的相关研讨也已开展。

欧洲国际法杂志(E J1L)和国际经济法杂志(JIE L)在201X年出版了关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争鸣专栏。

气候变化是该栏目重点讨论的问题:M orge二认为供给全球公共物品满足民众的环境权利是国家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公民对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行政能力已形成了合理的期待，那么国家为了满足公民的这种权利需求，则必须通过向国际社会供给公共物品的方式来履行职责。

教授则从问题的反面，认为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治理困境，核心原因是国际社会缺乏对国家约束的责信机制。

这导致国家的利益观过度狭隘化，最终无法供给任何公共物品。

Esty等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本质是在供给机制上的集体行动问题，并提出了透过贸易方式来解决该问题的思路。

Shafffer教授则指出，单一的行动路径无法解决气候变化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当下应对气候变化困境的实质是如何公正合理地在各国之间进行义务分摊，解决该问题显然不能仅靠贸易制裁。

Kaul教授和P etersm ann教授进一步将公共物品的种类进行了细分为汇聚努力公共物品(aggregate effortpublic goods).最弱链接公共物品( w eakest linkpub tic good s)，以及最优注入公共物品S ingle-Best Eflortpubl7c goods)。

这三种公共物品恰好可以对应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个侧面，维护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要采用不同的策略。

可见，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学界已经引起了充分的关注，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缺乏。

不过西方学者也只讨论到通过压制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问题等宏观层面问题，对气候作为公共物品的不同侧面在制度失灵方面的微观表现层面探讨不足。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京都议定书谈判的议而不决。

现有法律机制究竟存在哪些制度不足?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根本机理是什么?这种制度不足对全球气候合作的阻碍的表现为何?而这将成为本论文讨论的重点。

二、气候变化中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行动困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分化和全球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儿乎全部陷入困境，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在经济学属性的这种公共物品的特殊性质是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具体地说，笔者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公共物品从其自身性质角度来看并非无限且供给成本较高。

在传统经济观点看来，公共物品诸如环境要素，在生产中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因素。

因为，环境相对于人类来说是无限广阔的，是故人在活动时无须考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但是，气候现在正在越来越受到人类活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的敏感度正在变得愈来愈强。

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传统上对于公共物品的认识必须被加以扭转，这已然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且人类的科学技术尚不能直接消除大气温室效应，例如，有气象工程学家提出，可以使用硫酸盐气溶胶技术来抵消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温室效应。

西方发达国家虽已开始了该项实验，但是其实际效果以及经济成本离大规模可实际应用的水准要求还相去甚远。

可见，通过少数精英国家技术革新的方式，以承担较小的成本为代价来供给最优注入公共物品的构想距离实现可能还为时尚早。

因此，公共物品的非无限性构成了公共物品在供给上可能产生不足现象的逻辑前提。

其次，由于全球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管理很可能使得各个作为主权体的国家自行其是、各自为政。

对于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哈丁认为，其核心含义是指由于参与者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而可以享受到与支付者完全等价的物品效用。

该行为模式影响着公共物品供给成本分担的公平性，以及公共物品供给能否持续和永久。

具体地说，在一个集体中，个体的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 b tion )因共享集体的资源将会造成整体环境的伤害。

而气候环境的承载力则好比为一只救生艇(lifeb oat);人类对于气候的破坏就如同向人满为患的救生艇上继续堆积货物，若不能尽快改变这种情势，那么就会危及整艘船的安全。

但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加入某个国际条约，自主地决定是否承担某项国际义务。

在此条件之下，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之目的取决于各国能否从该种国际机制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至少要抵消其所付出的成本。

虽然从整体上来看，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所带来的福利大于制造它的成本，但是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可能不能从提供公共物品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来回报其花费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确信其他国家先提供了公共物品，其才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换言之，每个国家所期待得到的利益，除了要得到自己本国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好处之外，还必须要获得其他国家作为交换所供给的公共物品所能够产生的好处。

那么各国相互希冀搭对方便车的心理，正是最终使全球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走向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由于某个人获得的公共物品也自动地为他人享有，一个人不可能排除他人享用他为自己提供的公共物品带来的收益，于是在大集体中存在着什么公共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在小集体中也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公共物品的倾向。

在均等性的市场集体博弈模式中，往往会出现公共物品供给失灵的情况。

因为对于集体中的单个个体来说，当提供某种集体性的服务时，其所获得的收益将低于他的投入，而且当不能有效排他时，当别人提供集体公共物品时，他也能获得。

所以对于该个体来说没有动力去提供集体公共物品。

这直接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陷入了困境:尽管集体中的所有成员都理性地知道应该提供集体公共物品，集体公共物品的提供对每个个体也确实有利，但由于协调成本实在太大，排他J性成本也太大，故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供给公共物品的个体动机严重不足。

就好比在一个小区中，每个住户都知道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和充足的绿地对每个业主都是有利的，但在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的前提下，没有人愿意自己投入成本来使小区集体获益。

因为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偏好是及于每一个人的，成本却需要一个人来承担。

人类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应对困境深深体现出上述模型所折射出的行为选择原理。

防I}气候变化对于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公共性的利好。

但是站在每个具体国家的角度，节能减排意味着要加大国内的资源成本，被迫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利益分配问题面前，世界不同国家集团对于供给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分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在进行行为安排时，每个国家所期待得到的利益，往往是远远大于其自身付出的成本的。

例如，针对《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责任分配，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博瑞德一海格尔决议，宣布在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以前，美国绝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此种犹疑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具有恶劣的示范作用，其他许多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承担开始出现竞相逐低的行为模式。

最终使得《京都议定书》未能发挥实效，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也由此愈发严重。

可以说这种困境的出现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

其三，由于对公共物品供给所产生的外部利益的不平均化也是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的重要原因。

集体行动困境的核心内涵是集体由于利益分化，导致的整体利益和个体收益的关系难以维系。

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大气大尺度的流动，气候变化的冲击与影响是地理上不对应、不平均的。

排放源国不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而会对其产生个体不利。

国际社会成员在进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效益产出不会平均地反映出各国投入的努力和成本，而是不均衡地以复杂的过程相互作用。

马绍尔群岛是一个以旅游业和珊瑚加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太平洋小国，其儿乎没有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其却面临着由于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国土消失危机和因珊瑚白化对其旅游经济和加工经济的双重打击。

另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工业化国家不会直接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部分寒带国家，如加拿大因气候变化延长了可耕作时间，在农业上获得好处;俄罗斯更是获益于融化的北冰洋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不受封锁的大洋入口，实现了自彼得大帝以来挺入大洋的梦想。

不进行温室气体减量而享受经济利益的国家，不仅可以免费享受他人努力的好处，还会使污染透过大气系统的全球流动造成全球恶害，影响积极减量的国家。

排放与影响的不确定，使得污染者远离自己制造的污染后果，气候变化也因此成为外部成本，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国参与行动的意愿，阻碍其进行管制的动机，最后便转化为集体行动困境。

各国都以他人的努力为自身投入成本的前提，最后是没有国家积极率先地采取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最终人类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海洋环境的变化以及岛国民众的流离失所而承受最终灾难。

这恰恰是自然规律对人类不负责任地阻止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行为所施以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