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以一种独立的话语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且伴随着一次次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着影响。

可以这样认为，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一个时代变迁的聚光镜。

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一个广泛、长久、重要的话题，现就学者研究涉及的基本领域和主张综述如下。

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学者们都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追溯到１８世纪的西欧和北美。

从那时起的两个多世纪里，民族主义在构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至于什么是民族主义，理论界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卡尔顿・海斯断言的：“对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属性和历史的完整且系统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

”［１］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

但通过梳理学者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各种定义，结合中国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定语境，民族主义的内涵大致可从如下三个层次给予理解：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是由民族性而培育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其次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是从民族认同感、忠诚度出发，产生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形成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平等和繁荣的信仰原则；再者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在思想观念和信仰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在一定意识指导下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

有关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房宁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历史记忆，国内社会生活实践的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利益格局及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冲动。

［２］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小东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的原因是中国正在作为地区乃至世界性强国崛起，由于政治制度与西方主流国家不同，兼之对世界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多，由此受到西方主流国家的挤压是一个长期的且不可回避的现实，并认为自豪感和受挤压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基本要素［３］。

任炳强则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４］孙立平认为民族主义思潮在１９９０年代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复苏。

［５］李慕瑾在探讨２０００年以来网络民族主义的问题时指出，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新篇章起源于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它们以网络为平台，化言论为行动，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和补充。

［６］通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陈学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摘要：民族主义是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

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定义、起因、特点、发展阶段、历史作用及其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杂关联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族主义；思潮；综述中图分类号：Ｃ９５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９４９（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０４－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３０作者简介：陈学明（１９７４￣），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６总第２２期第１期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１期学者们的总结，我们可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以下概括：综合国力的增长与西方国家的打压之间的矛盾，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与政府合法性重建的需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国家战略利益调整的选择。

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任炳强认为，“就是具有情绪化的倾向”和“其内容的空洞性”［７］。

萧功秦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它是一种防卫性的或称这之为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世俗性的民族主义。

［８］房宁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转换给了世人深刻印象：表达方式从虚无到自信的话语转换；理解向度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的变化。

［９］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特征作一个长镜头聚焦，我们会发现：从特征上分析，它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契合，具有鲜明的“应激性”；从主体上分析，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实现了良好互动；从运动平台来看，互联网上言论的活跃与实际运动实践遥相呼应；从性质上给予判断，总体上是理性与非理性杂糅。

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许纪霖指出，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

第一波是９０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为代表。

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以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为代表。

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

［１０］当然这种认识只是针对１９９０年代上半叶的区分。

《国际先驱导报》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篇章。

［１１］纵观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时间为纵轴、主体为横轴，可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全景进行新的勾勒。

从时间上考量，可大致作以下三个阶段的划分：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为民族主义的酝酿期、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为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则为其又一个高潮；而从民族主义的主体而言，又可分为精英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因为网络这一特殊媒介在民族主义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又可增加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特殊维度（当然精英和大众都参与其间）。

而从针对对象而言，９０年代主要是表现在中美关系上，２０００年后更多的表现在中日关系上。

有关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理论界的基本共识是它一方面促进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加速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进程，而与此同时，人类又在民族主义这样一面旗帜的引导下，成为人类灾难和不幸的重要源泉。

徐迅认为：“自从民族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人类的进步、繁荣、战争、大规模的暴行如种族屠杀，大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以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１２］程人乾认为“可以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保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椎”［１３］。

刘军宁分别对民族主义的长处和优势作了剖析，认为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

同时也对民族主义的短处和隐忧作了阐释，并认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

［１４］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

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一是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是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１５］而这些对民族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分析也是学者们看待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基本态度，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关键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建构。

关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复杂关联：房宁认为，２１世纪中国面临新挑战，面对新问题，迎接新挑战的大众心理基础存在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非自由主义中，因为自由主义理念从来就没有给中国带来过长久的福祉。

认为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精英的立场，而民族主义却带有更多的草根性，两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对于中国现存的各种问题，两者都想改变，“但关键是何陈学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１０５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种立场，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分歧的焦点”，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否握手言和，房宁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１６］许纪霖则认为民族主义可能与自由主义背向而行，“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

”，甚至认为，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可能导致一种黩武的冲动。

［１７］秦晖把民族主义严格地限定为两种认同。

一种是“文化认同”或“纯粹符号审美的认同”，这种认同只具情感价值，与政治制度无关。

另一种是“国家利益认同”，国家利益的评议主体必须是公民而不是少数掌权者。

秦晖强调，只有后一种认同才构成“合理民族主义”的核心。

即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

”［１８］事实上，民族主义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出现，就受到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围攻，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态度。

刘建平认为，所谓民族自豪感、对国家的忠诚、全民族的团结与动员、文明优越意识等等一切令人羡慕的西方文化景观，都是以建立这种公民国家为政治基础的民族主义效应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也就是说都是民族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发生民族主义的原因；民族主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国家公民政治的实践。

甚至提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的问题。

［１９］任不寐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原始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原始情感，它在学术视野中是一种文学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谎言”，［２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分歧可谓大矣。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根本冲突，对其进行了建设性的研究，比如王绍光认为，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关系，相反，某些关键的民族主义要素是民主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

［２１］而高全喜对民族主义问题的自由主义考察也是颇具深度的。

［２２］关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全球化问题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成为学术界瞩目并研究的对象，其中涉及的重要内容便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国内学者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倾向：第一种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以原现代化学派发展起来的观点，即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观念西方化的过程，一方面民族主义将可能引起“文明冲突”，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又必须向西方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一困境中进行艰难选择。

吴玉军、宁克平认为，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由于具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在其全球化过程中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反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源于现代性的内在缺陷。

面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和发展现实，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面对两难困境：一方面民族国家欲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性进行吸收和借鉴。

［２３］第二种是以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基础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边缘化位置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就必须以自己的民族主义或类似的意识形态为武器，抵制西方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