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皇革命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发展的作用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在11、12世纪教皇革命期间，在教皇与国王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中，城市作为了一个筹码，既可以提供经济援助，又可以提供武装力量，所以城市的发展成了顺时之事。
此时的政教之争和内部改革往往两败俱伤使得教皇贵族与世俗王权都无暇去管辖城市，城市共同体在宗教权威和封建权威的对抗中既保存了实力又获得了发展特权，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
标签：教皇革命；城市；发展；特权；作用在1075年以克吕尼修道院为首的旨在消除封建势力对教会的限制以及教会本身内部的腐化堕落为中心，同时提高宗教生活水平的教皇革命兴起了。
“圣职买卖”和“蓄妾”使得教会成员不再想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果而是偏向于“财富”的积累，这必须是以损失精神的修养为代价的。
并且这一时期女教皇的传闻也一直挑战着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所以，改革成了大势所趋。
由于这一时期王权的相对强大，教会从属于世俗统治，教权从属于王权，曾无比辉煌的罗马教会也正是被世俗权威一点点吞噬。
因而以摆脱世俗王权的控制为重要目的的教皇革命在11—13世纪就展开来并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起兴。
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开始兴起于11—12世纪，由于此时商业发展小城镇逐步吞并外源的村社。
11、12世纪的城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宗教的联合，除了兄弟会也就是誓约公社，虽然城市不是教会的团体但是很多精神和特性来源于教会，而且城市毕竟是出现在教皇革命时代。
11世纪兴起了很多不利于王权的革命和运动因而王权必须要为自己寻求联合，所以教皇革命为城市的兴起起了外源性的帮助，并且把法治理念延续到城市兴起中。
英国人为防御丹麦人的侵袭，9世纪兴起了筑堡之役，国王命在各地建筑堡。
1086年末日审判书统计，全英格兰有堡112座，有市场44个；112个堡中有77个有工商业者居住。
12到13世纪是西欧城市发展的时期，据说这200年间英国新兴城市有140个左右。
到14世纪初全英已经有了300个可以说是城市的地方。
而希尔顿甚至估计这时大概还有400个市镇。
米勒等则估计1300年时，英国有500个左右的城市。
一、教皇革命为城市兴起提供“外源”性帮助首先，“外源”性指的是非城市内部的生产革命或者生产关系的改革引起的从内向外的内源性的发展，而是由于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顺着有利的环境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教皇革命则是这个催化剂。
本内特曾经说：“城市是古罗马政府的命脉所在。
”城市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着，实际上在当时就存在着商业贸易和城市生活。
不仅奴隶贸易遍及各地，各国王室贵族等所需要的各种奢侈品都需要从外地购入，因此城市的存在是必要的。
到了11、12世纪，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城市与乡村对立，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
此时教皇革命、商业革命以及封建贵族与国王为争取财富而发生争斗。
恩格斯对当时的国王地位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每一个中世纪的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上级，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
《教皇敕令》公然宣称：“教皇不但拥有统辖“普世教会”的绝对权力，也拥有对世俗君主的绝对支配权！教皇和他的教会“永远正确”，谁敢不服从就制裁谁。
”这无疑是对王权存在的权威的一个巨大冲击。
而这正好转移了国王的注意力甚至使国王和城市富有的阶层联合起来打击不服从命令的封建贵族。
其次，自从罗马灭亡后它几百年所建立的城市就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之后零星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类似于一个集体封土，城市这一时期只是国王麾下的一名骑士，城市此时是封建汪洋中的孤岛并没有实质的发展，并且“那些从庄园分地上逃出来的农奴，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了自由的身份，这些自由也包括了在城市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然而在12世纪晚期西欧约4 000万人口中城市居民约400万，还有一位学者认为，巴黎人口在12世纪晚期约有10万，到13世纪晚期约有24万，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城镇居民不足6 000人，其中有的仅数百人。
这些规模不同的城市或城镇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并发展着。
二、教皇革命所产生的“法治”理念为城市自身发展奠定基础教皇革命的一大成果就是使王权与教权分离出来，促使真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法治传统的形成。
在西欧社会早期法律极少是成文的，没有专门的司法制度没有职业的法律家阶层，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著作，法律没有被加以系统化。
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梅特兰所谓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
这种发展主要的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社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
在随后的世纪里欧洲各民族的民俗法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新的复杂的法律体系——教会法、城市法、商法等被先后创立。
例如，1075年格里高利七式宣布教会为政治法律实体并独立于帝国之后不久，康不雷人在拥护教皇的教士和富商巨贾们的率领下奋起反抗皇帝和主教的权威，并宣誓成立公社，这次起义很快失败。
两年后再次起义取得成功，市民又一次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一位教士和富商的带领下宣誓效忠公社并誓死保护公社。
1106年皇帝再次镇压了公社。
直到授职权在1122年结束后，康不雷才获得了一种近代意义上规定了特许权的特许状。
此时欧洲新的城市共同体处于宗教权威和封建权威的对抗中。
在12、13世纪里，主教的特权和其他封建特权被削弱了，部分原因是法兰西王室对城镇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1210年，腓力·奥古斯都颁布一条法令禁止法兰西城镇的治安官逮捕教士，除非他们在犯罪当场被抓获，只有教会法院能审理教士。
最后公社不得不向王室权威本身交出“高级审判”的管辖权，还交出了“中级”“低级”案件的上诉权。
然而，尽管这些限制操掌于封建的、主教的、王室的权威之手，仍然存在着公社对他的所属成员一种真正的自治管辖权以及一种自治的独特的公社法律的坚固体系。
公社自我管理的制度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初期被引进被意大利的大多数城镇。
在1084年的比萨、1093年的阿斯提、1098年的阿雷佐、1099年的热那亚以及1138年的佛罗伦萨均有这种执政记录，并且教会除了选举执政外，还制定法律、宣告和平、以及批准条约。
还有一些公社编撰公社立法机构、民众集会或大议会的决议，这些决议通常被称为法规，有时，按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分类被称作立法。
教皇革命不仅造就了教权与王权的并存局面，还促成了法律的二元化体系和多种管辖权并存的状态。
这种权力的并存和法律体系的二元化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凌驾于另一种权力之上，造成了法律至上的国家传统。
三、教皇革命促使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城市自治体的产生1050-1150年西方历史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断裂，近代西方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从这里发端。
教皇革命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将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两部分：教会和世俗共同体，教会法律体系和世俗法律体系由此产生。
教会实际上是西方第一个近代国家，教会法律体系是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
世俗法律体系包括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商法，都是以教会法为样板，具有系统化的特征。
法律科学的发达对教会法和世俗法的系统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城市自治体即后来所说的11—12世纪产生的城市行会。
行会有自己的章程和组织机构。
明确规定作坊里手工机器的数量、帮工学徒的人数，劳动时间，产品的质量数量等。
行会成员是作坊主也是匠师，学徒时间长短不一。
在12—13世纪里行会起了保护生产和积累经验的进步作用。
以后再13、14世纪甚至还组建了汉萨同盟。
这些城市公社以或明或暗的契约建立起来，更多类似政策存在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将近50部关于英国城镇的特许状中，很多都证实有关城镇声称愿意接受亨利一世的统治。
其余的大部分都说明赋予同样的特权，例如免通行税，商人吉尔特，城市土地保有权和自治市城市习俗等，虽然只有两部宪章包含有授予自治城市包税权的内容。
教皇革命所产生的教会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家。
之后的城市吉尔特是在仿照这个系统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关的契约和规则来管理，并且经过教皇革命的影响王权已经没有那么神圣了而是可以通过赎买的一种权利。
虽然这时候城市只是王权麾下的骑士，但是也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和国王则通过颁发“特许状”的形式来相互进行权利的拉锯。
总之，教皇革命在“外源”上为城市减少了障碍，并且这一时期，教皇的权力曾一度超越王权，神学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
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笃信神意的社会中，法治的理念最终得以保存，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了西方法治传统的某种雏形。
此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它把西欧从原始的简陋的农业状态中解放出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构成并孕育了新的生产方式，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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