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2015402023 李玉卓摘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

女性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主体。

女性参政是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因此对女性参政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必要的。

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的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并分析传统政治参与是如何将女性置之度外的；后又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入手，介绍了各个流派及其主要思想，并重点分析了女权主义下的政治参与思想；最后反思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不足及其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女权主义思想；政治参与；女性参政女权主义是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

20世纪60年代赫然崛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后时起时浮，总的来看影响在扩大。

从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至今，女权主义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形成了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权的理论转向；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良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形成了挑战和冲击。

一、传统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一）传统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可见民主与参与总是息息相关的。

政治参与自身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行为，是民主政治在两个层面上的结合。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民主所必须包含的基本元素，在实践中，政治参与的充分与否，还检验着各种民主理念的实现程度和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民主理论对政治参与有不同的诠释：古希腊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直接决定重要政策。

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

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既形成了制度化的途径，又形成了可贵的参与传统。

雅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贯彻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相应的是，形成了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制度化和程序化特点的政治参与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观下的政治参与强调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保护每个人遵循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以此来包容社会的多元分歧；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普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

卢梭认为“由共意构成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

只有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英国式的代议制并不是自由的制度。

”；约翰*斯特劳斯*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参与与精英统治是结合在一起的。

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手段参与决定集体意志，选出的代表再通过政治机制对公民负责；而精英民主主义者亨廷顿和纳尔逊强调，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他们将政治参与的主体限定为“公民”，排除了职业政治人士；多元民主论的核心观点是各种社会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民主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

不是宪法或程序上的分权制衡，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制衡决定了民主的水平。

达尔文发展高度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总括政治参与相互独立的体制，即所谓的多头政治。

②（二）传统政治参与理论中的女性政治参与观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将男女的性别差异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即：一方面是属于男性的理性、灵魂和理念，另一方面是属于女性的感性、肉体和现象。

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化分决定并强化了性别的差异，那些男性性别的特点是柏拉图所推崇并且强调的，是永恒不朽的，而那些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特点则受到贬低。

亚里士多德也明确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说“按照女性的目的，她们生来就是受男人统治的。

女人更亲近‘自然的’或生物功能，即生育、烹饪食物和护理。

与男人相比，女人拥有更少的理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2007.5②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性，因而不能成为城邦内部秩序的一部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是具有理性能力而完整的人，他们“天生比女人更适合于下命令，天生更适合于统治”，所以他认为妇女不适合参与政治领域。

而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卢梭也并没有把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卢梭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是由于这种生理上的差别所决定的——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

在以上的文化语境中，很自然地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逻辑推理，即社会政治秩序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人相互合作组成的等级制体系，理性程度越高，在这个等级制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也就越高，而女人因先天缺乏理性，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只配受男人的支配，处在最低的等级上。

如此一来，女性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二等公民”，她们被认为不适合对政治说三道四，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也缺少远见卓识。

二、女权主义主要流派及其政治参与思想（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亦称平权女权主义，主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最早的流派。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的应用，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

自由女权分子认为，两性同有理性，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现行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改善妇女处境，要求国家和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妇女。

③在国家职能这一领域，自由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一个显著的历史性变化。

在20世纪中期以前，她们一般来说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甚至不欢迎议会通过任何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

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的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

因而这派人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努力，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

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自由女权派认定，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

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改观。

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

④从20世纪50和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以来，自由女权派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

所以他们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广泛的干预，其中包括保护乃至优待妇女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妇女给予政府津贴、企业优先雇佣女性求职者等等，以补救自由竞争所不可避免的极端后果——弱肉强食，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③邵鹏，《西方政治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312页④所能够接受、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

弗里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她在自己的后期著作《第二个阶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转而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被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

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称为福利国家自由女权派，坚持自由女权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然沿用自由女权派泛称，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制运动出现危机，自由女权派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也招致了种种非议。

姑且不论其他政治思潮，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攻击，仅在自由女权主义内部，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

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还是男性所把持的男权制国家。

社会女权派和激进女权派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绝非中立公正，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集团所处的地位大不一样，指望政府来实现两性平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二）激进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亦称文化女权主义，属于女权主义的新兴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

她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⑤如果说，自由女权主义还没有认识到父权制这一主要概念，那么激进女权主义则把父权制概念置于理论中心的地位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并且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⑤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激进主义涌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值欧、美、澳的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

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

她们提出“私事就是政治”的新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

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K.米利特，在她风靡全球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中，引入了“父权制”这个概念。

米利特指出，妇女的苦难就来自于父权制。

按照她的理解，政治无非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与组合”。

两性关系历来以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政治性质。

⑥男权包含两个侧面：丈夫支配妻子，长者支配幼小，两者互相关联。

米利特认为，男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

⑦它无处不在，完备无缺，反而显得自然而然、隐秘难寻。

它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

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

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

不推翻父权制，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

⑥[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6-39页⑦[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8页激进女权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议题。

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

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女权派的国家中立论，并且作了全面的批驳。

激进女权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