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单 波 罗新星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公共危机 国际学术会议中图分类号|G 206作者信息|单 波,男,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430023。
罗新星,博士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生,430023。
跨文化传播的产生与发展和公共危机紧密相连。
从主体关系上讲,公共危机(publiccrisis )是指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从事传播活动的一种障碍,它使人产生焦虑与不确定性,从而使文化间的交流失去平衡,表现为权力关系的博弈,影响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此时,跨文化传播就失去了和谐的前提条件,自身也陷入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呈现出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砥砺着人们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在动力。
2007年11月1～2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当公共危机来临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沟通,如何认知公共危机突显的文化矛盾,如何寻找和应对公共危机的可能途径,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介介入人类的危机管理,通过对此类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把跨文化传播研究置于矛盾和冲突的语境中,发现更多的理论途径与创新动力。
这次会议在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关系、公共危机中的跨文化传播障碍、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危机、公共危机问题报道的跨文化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产生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
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跨文化传播能对它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人们建构跨文化共识的时候,又埋下了怎样的危机?对于这个老问题,本次会议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认为,在处理涉及全球性风险的事件时,国家传播系统在面对国内外压力时,必须顺应全球环境的传播要求,而其中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为关键,中国在“非典”疫症期间出现的传播同步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并且局限在疫症问题内,并未使传播系统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但将会成为中国传播界日后争取更开放的传播政策时的重要符号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也通过S ARS 危机在香港的发展过程得出结论:跨文化传播对公共危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影响,分别是扩散危机、引入国际力量、调解分歧、团结内部及监控危机。
当本土危机出现时,假若危机处理者对跨文化传播不能作出适时的使用及回应,危机将会持续,会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
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赵士林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危机的透明与及时的报道也往往有助于危机得到更快的解决,而且许021学术动态多危机本身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必须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消除危机。
当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或者流行疾病发生时,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应该努力让国际社会了解实际情况并且争取国际组织、其他国家以及各种民间力量的支持以减轻灾害的实际危害,实现受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坦普尔大学的传播学者约翰・伦特(John Lent)从卡通作为一种有效的跨文化危机传播产品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以动画、漫画书、连环画、社论漫画等为主要形式的卡通,一直被运用到世界各地的风险控制当中,并被用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作者在各大洲对数百名动画作者的全面访问,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危险及潜在危险威胁到大众的时候,动画这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跨越语言障碍的跨文化产品确实可以被用来提高社会道德意识水平。
作为一种手段,人们往往创造符号化的东西来克服公共危机,但是,当人们过分依赖这种符号化的东西时,又可能陷入新的危机。
法国学者瓦勒莉(Valérie Caray ol)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说明这种悖论。
从她提供的分析来看,企业为了克服潜在的危机,转向社会或环境认证,对外改善企业的公众形象,提高声誉,对内加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当人们过分相信这种认证时,又会使认证本身工具化,企业文化所应具有的价值理性离人们越来越远,从而遭遇更大的危机。
其实,何止是企业认证呢?一切商业的、文化的、社会的认证与标识,都无不具有工具性,无不在确定认同与归属的同时,又埋下了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勒莉所提出的问题,即“认证是否是一种沟通工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它可以进一步引伸出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多重关系。
虽然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影响公共危机的重要因素,但跨文化公共危机传播的实践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导致这种结果发生的原因就进入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他们指出,权力支配现象是实现有效的跨文化公共危机传播的最大障碍。
罗以澄教授通过对“黑砖窑”事件的分析,指出信息流通障碍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媒体在发挥社会作用时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阻碍;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媒体本身,反而面临着显见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弱势。
话语方式的一致性构成了传播的障碍,而话语方式的不同也可能导致障碍的出现。
在对艾滋病报道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到,无论是媒体主导的“他说”,还是传媒聚光灯下艾滋病患者的“我说”,两种叙事方式都有可能会在道德判断及新闻价值的内驱力下步入不同的话语倾斜地带,使原本良好的报道初衷在公众解读新闻时被扭曲。
文化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跨文化传播所要追求和维护的目标价值。
但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文化传播行为,会使文化的同一性取代多样性,显示出全球化文化的不归路。
武汉大学的王志杰教授则重申了多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指出跨文化传播中许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对其他文化及其文化背景的了解与认识不足,以及将本文化身份与他文化过于对立而造成的,突发事件亦不例外。
北京大学的谢新洲则从网络文化传播出发,指出了网络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霸权、信息垄断以及“西方文明中心论”等潜在的威胁,而在这种多元竞争的格局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就成为当务之急。
他还关注到了首次被列入到“十七大”报告中的“信息化”,认为这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更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并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必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武汉大学的石义彬等学者关注到了覆盖全球的交通、传播和通讯网络将不同空间的地方或社区连接起来,人口的全球流动正在加速,一个由旅客、移民、难民、流亡者、外籍劳工等流动人口组成的“跨国社会空间”正在形成。
121学术动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公共危机化解提供相关的事实支撑和理论见解,而如何将这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他们从媒介化社会互动、媒介表达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论述,甚至将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发展传播研究结合起来考虑这一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认为,新闻媒体作为一个提供信息和开展公共讨论的平台与渠道,能够使公民、政府与媒体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及时的、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正,并且使这些过程和环节本身也日趋走向透明与公开,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而这种作用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尤为明显和有效。
媒介表达也是实现有效地跨文化危机传播的关键,武汉大学的强月新、张明新在框架分析的理论基础上,以量化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探讨自S ARS 暴发以来公共健康议题在我国大陆的能见度很高的环境下,主流媒体对艾滋病这一公共健康议题的媒体建构特点与规律,指出对“价值框架”、“主题框架”和“社会框架”的忽略和排斥,应该引起新闻从业者和媒体管理者的特别关注。
因为在“医学社会性”的基础上,公共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卫生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的问题。
与以上学者关注的媒体的主体功能不同的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实现有效传播的过程中,政府的作为起着更为主导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认为,公共危机的传播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政策前提,即政务信息的公开。
通过对“非典”案例的分析,他指出尊重人民的知情权,不应视为一种被动的态势,而是要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公众的判断力。
通过公开信息,引起公众的高度警觉和积极配合。
通过比较来认识不同文化的异同,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一些学者在此次会议上通过对同一危机事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等的异同进行或质化或量化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和研究路径。
复旦大学的黄旦等学者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和欧美国家的公开发布和披露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我国目前食品安全传播的基本范式是:发生问题———媒体曝光———公众恐慌———相关部门介入———查处、检验、定性———相关责任人受处罚,其最大特征就是以媒体为先锋。
与之相比,在欧美国家,则是以食品安全机构日常检查为主,主动将有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告之于众,评估机构对事件本身以及结果作出评估,媒体一般是处于信息通道的末端,即向公众告知某一食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处理意见,媒体、政府、评估者各有职责,互为制约。
在这样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模式中,媒体是一个最佳的信息传播载体。
因此,黄旦等学者得出结论:我国的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由于追逐经济利益或是缺乏职业精神,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然而,问题的根本却在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不够健全。
因此,在食品安全报道上,目光盯住媒体自身、强调媒体报道的自律固然重要,但如果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报道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还需要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媒无需也没有必要充当先锋。
此外,法国波尔多大学的于格・欧梯也(Hugues H otier )、法国加莱大学的梅勒里(Christian Mesnil )、武汉大学的王瀚东和纪莉4位学者分别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中国选择了两家报纸,对这些报纸2007年1月到7月间关于污染问题的报道进行了量化研究,他们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全球性的危机问题面前,各个国家是否会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报道和宣传上的差异。
(责任编辑:杨 丹)221学术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