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郑州晚报2017-05-30 09:13:18分享到：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在郑州地区，“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日爱国局面随即形成。

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于1937年12月迁驻郑州。

1938年6月，侵华日军一部沿陇海铁路东段西进侵犯郑州，国民党军队在郑州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暂时挡住了日军。

1941年，5万多日军先后在中牟、京水、荥泽口等地集中进犯郑州。

1941年10月4日晚，日军占领郑州。

1941年10月底，国民党的河防部队对盘踞在郑州的日军进行强攻，收复了郑州。

日军驻扎在邙山头，和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

抗战期间，郑州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

1944年9月，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的豫西抗日先遣队挺进豫西地区，建立了嵩山、箕山两个专署以及巩县、荥阳、登封等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8月，豫西八路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日军大举进攻，先后攻克密县、登封等县城，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郑州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请随我们来……一、日本人与“中国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把郑州建设成为芝加哥或国际商贸城，一直是地方发展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追其根源，日本人因其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早在1920年即认为郑州可以成为中国的芝加哥。

日本势力染指中原，亦可追溯于此。

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商贸等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北以及山东一带，在河南较少。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一直觊觎郑州，不断有日资集拢而来，日本的特务组织也经常流窜郑州秘密调查，在日本人的眼里，郑州成为中国的芝加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铁路兴起前，郑州的城区面积仅2.23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万，县城以北53里可通黄河水运。

1905年与1909年，平汉铁路和汴洛铁路（陇海铁路的前身）相继通车，此为郑州一飞冲天之始。

通过平汉铁路，郑州可北达北京，南抵汉口，连接长江水路。

通过陇海铁路向西至观音堂（后至西安等地），向东经徐州北上，通济南、青岛、天津，南下可达浦口、上海，由徐州继续东行即达海州大埔港出海。

因为铁路，郑州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及工业品的转运中心，各省甚至各国商人皆来此做生意。

日本人何时开始青睐并投资于郑州，这个问题也许难以详加考察，但日资对郑州的热情似乎超过其他国家。

在洛潼铁路的修建上最能反映此事。

汴洛铁路修建时，河南巡抚陈夔龙建议修洛阳到潼关的铁路，河南士绅为此决定自办，以免路权外溢。

1908年公举刘果为总理，袁克定、王祖同为协理，成立河南铁路公所（洛潼铁路公司），并合海外留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劝股募集资金。

但随着清廷垮台，刚开工一年多的洛潼铁路在动荡中暂告停工。

1913年年初，洛潼铁路被正式并人陇海铁路干线，划归陇海铁路总公司管理。

在随后的几年中，洛潼铁路的修建遇到了资金问题，这时日本人看到了机会，向北洋政府建议，由其承修洛潼铁路，时为1918年。

在此前一年的1917年6月，日本人岛田万之助，在郑州福寿街开设私人医院。

福寿街是郑州市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位于郑州火车站东，全长685米，宽50余米。

福寿街自1904年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郑州火车站建起之后，福寿街一带迅速发展成为商贸区，福寿街两侧的客栈和货栈林立，成为商业性街道，至1915年，商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当时，有一家棉花商行老板的生意在福寿街上非常兴隆，这个老板同情穷人，乐善好施，在郑县商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祈寿堂”来接济无家可归的人。

在给福寿街起名的时候，郑县商务会长荆丙炎取“祈寿堂”之意，将此街定名为福寿街。

至1935年，福寿街一直是以棉花市场为主，后来，一批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海外烟草公司进驻福寿街南段，当时的福寿街很是气派，并有巡警维持治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兴起改名风，福寿街改名为胜利南路，1983年又恢复原名。

清末民初时，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排外情绪比较严重。

1919年（民国八年）4月，比利时人克白黎于郑州陇海路十七号私设无线电台，6月，交通部为抵制外人占夺中国电信权，特函示陇海铁路督办令其撤除。

郑州市场上的日商如三井、日信、武林、安部、铃木等洋行专门从事棉花购销，贸木、三宜、高田、黄泰、大仓、汤浅等洋行从事皮毛、杂货生意，生意相当兴隆。

上海《民国日报》曾对日人经营郑州的热情有如下报道：各国富商已有人筹划经营，其中最为热心者则为日商。

……据中村一郎、山本明道、中藏野之助三人之意见，则谓将来郑州之大发展，仍须黄洛河运之力。

中村等在郑州小住十日即行到汴，与谢交涉员晤商一切。

并闻中村对于荥阳之矿苗，尤称赞不止。

传言该商人已在郑州购得地皮二百余亩，尚恐不确也。

1922年3月31日，北京国民政府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宣布派张凤台兼督办河南郑县商埠事宜。

原本开埠有“以杜外人觊觎”之目的，但在河南督军赵倜谋求开埠的多年时间里，竟一直秘密与日人商谈以商埠为抵押品借款之事。

1919年8月23日至11月18日，河南督军赵倜等先后秘密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经手人为河南督军赵倜、财政厅长郑焯，债权人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

借款总额为100万日元，折合银元为55万元，实收额47万元，年息13%。

由河南省公署与东洋会社共同组成河南东豫实业公司，承包郑州商埠地建设，开封自来水及黄河以南矿山采掘和铁道建筑等。

不难看出，一旦借款条件正式兑现，不仅郑州为日本人掌控，恐怕河南的大部分也将沦为其殖民地。

商埠借款之事发生在1919年的8月，正值反日情绪高涨的一年。

事件披露后，激起郑州和河南全省多地民众的强烈反对。

1920年（民国九年）11月16日，郑州各界3000余人举行国民大会，反对赵倜以开放郑州商埠为抵押条件向日本借款300万元。

1921年，河南省公署又继续向对方借款32.5万日元。

开封《新中州报》很快就披露了此事，激怒了郑州、开封、洛阳等地民众，各地先后举行国民大会，反对赵倜盗卖郑州。

1922年5月，赵倜被冯玉祥打败，借款之事遂无下文。

至1927年冯氏集团再度入豫时，因强烈的排外情绪及严重的军费紧张问题，冯部在向郑州日本棉花支店借饷五六千元被拒后，将该店8000元价值的货物没收。

1922年，郑州全城约有300名外国人居住，其中有铁路技师15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居多，日商约有30～40人。

也在1922这一年，经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设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二、日本驻郑州领事馆1922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在郑州设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927年，冯玉祥再度入豫并任河南省主席，因军费紧张，冯部在向郑州日本棉花支店借饷五六千元被拒后，将该店8000元价值的货物没收，造成关系紧张。

冯玉祥取消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933年，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日方将馆址选定在东三马路80号院。

在此之前，领事馆设在福寿街109号开馆，领事田中庄太郎。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后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就在那一年的10月4日，郑州商界召开对日经济绝交万人大会，提出不与日人做生意，对买卖日货者处以极刑。

全城还下半旗休业半日，以示抗日决心。

不久，在郑州的三井、日信及其他日商侨民连同领事馆成员共计20人离开郑州。

1934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郑州的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迫使领事馆再次关闭撤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郑州扶轮中学教员段超人等联络中正、中原、明新等中学组成郑州市学生联合会，发布宣言，要求政府抗日。

郑州掀起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23日，在北京南下学生串连下，郑州各学校师生在陇海体育场集会，参加者上万人，举行盛大示威游行。

31日，中正中学学生张璋联络各中学2000余名学生占领车站并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到南京请愿。

1936年1月1日，领事馆再次恢复，改名为“日本驻郑县领事馆”，选定东三马路原美孚煤没公司地址为领事馆。

当时的领事是佐佐木高义，武官增田繁雄。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一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名叫三浦，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人有：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饭山定雄等人。

还在1935年10月15日，原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新任郑州领事馆佐佐木偕馆员平山勇、永山田专一、昌山正一等到达郑州，以福寿街132号为临时办公地，10月21日，他们还会见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

据河南史研究人员徐有礼的统计，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日各类人员以各种名义到郑州、开封、洛阳一带浏览观光、考察商情的接近60人次。

其中，1934年10月21日至30日，日本人八谷实在翻译帮助下，在郑州、开封一带窥视地形要塞时，被当地民众逐出郑州。

1936年下半年，日本为全面侵华暗中积蓄力量，在中国各地增设大量特务机关，重点就在黄河南北。

当年夏天，由日本驻天津的驻军策划，日本人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奉命来到郑州，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设立特务机关，在豫陕甘三省收买汉奸，收集情报，一时间特务活动极为猖獗。

1937年8月9日，以“外交”之名，行庇护违法活动、参与贩运毒品、配合掩护特务间谍开展活动之实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终于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降旗闭馆，偷偷撤离郑州。

早在当年1月，河南当局曾成功破获了一起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案，确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同日本天津驻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策动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勾结土匪，供给枪械，预谋暴动的活动方案；编印造谣迷惑民众的反动口号；搜集到的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等。

这起间谍案涉及的情报都是通过领事馆传送出去的，而且领事馆注意到任何不利于该间谍机构的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该机构让其作出应变。

这充分说明日本领事馆其实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庇护所。

在大量的确凿证据面前，日方被迫承认其活动非法，并表示道歉。

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的消息披露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严肃处理有关人员。

1937年1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当月的31日，枪决了汉奸赵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