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　第2期史学集刊Collected Papers of H istory Studie s Apr 1,2004　N o 12　收稿日期:2003-12-10作者简介:易兰(1978-),女,湖南株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2002级博士研究生。

・博士论坛・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易　兰(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摘　要:古希腊人在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中,也使这种自由观念随着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曲折的变化:从最初的不敢相信自身的力量,用幻想出来的神祗代替人实现意识上的自由,到强调社会生活当中的集体自由权利以及对这种自由身份的誓死捍卫,再到充分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依据自身认知对世界做出判定,最后由于对社会和自身力量失去信心而将世界内在化、完全退入到个人的内心世界当中。

这一过程反映了古希腊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心路历程,是开启解读希腊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古希腊人;自由精神;自由观念中图分类号:K 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4)02-0098-07英国历史学家J. B.伯里在论及古希腊人的辉煌成就时,把古希腊人“精神的自由”视为“他们哲学上的思想,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以及“文学艺术上的优美”的根据。

[1](P9)这不仅仅说明自由思想对古希腊社会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古希腊人“自由”的复杂性:古希腊人的自由问题本身不是一种孤立的事物,它与希腊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知识水平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人自由思想的反映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古希腊人正是借助行动的或意识的、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的或虚幻的等等形式凸显出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本文试图对古希腊人各种自由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作简要的阐释,以期展示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

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古希腊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矛盾也不同,其自由观念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特征。

但是无论哪种自由都是受限制,并且“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生存自由……只要没有生存自由,那末不管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自由,都不能算是自由”。

[2](P144)这种限制力量最初来自客观的自然界,“自由”这一概念首先表达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自由与自然古希腊人像所有同时代的其他族群一样,要生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自然的挑战,而“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

[3](P34)这种自然威力在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希腊山多平原少,可耕种的土地少且较贫瘠,大部分土地只适于种植油橄榄、无花果树和葡萄,少量的粮食作物的收成完全要依仗少雨的地中海式气候,生存所需的粮食大部分依赖从外输入。

—89—由于地势起伏不平,各地相互隔绝,陆上交通十分不便,虽然有众多的深水海湾,但是驾驶一艘划桨的船、靠一张简陋的风帆在爱琴海航行,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冒险———为希腊人提供便捷交通的大海随时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恶魔。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古希腊人要获取生存的自由是异常艰难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便构成古希腊人实现自由所要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古希腊人要求得生存、实现自由,唯一办法就是“消解”自然界、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从必然过渡到自由。

然而古希腊人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无法对自然威力形成科学的认识,因而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从而改造自然界。

他们又不甘心因此而臣服于自然的淫威、无所作为,于是便“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P113)以无所不能的自由思维创造出许多自然神,如地母该亚、夜神纽克斯、雷电之神宙斯等。

借助这些自然神,古希腊人达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自由”:雷电之神宙斯能随心所欲地让天空忽而乌云密布忽而晴空万里;管辖海洋的波塞冬能在海洋上漾起巨浪、也能平息海上的暴风雨等。

随着希腊社会群体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日趋复杂。

这些事物对古希腊人来说,既是日常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大事,也是维系正常生活中的难题与困惑,如战争的胜负、亲情伦常的判定、手工业技能的提高等等。

古希腊人渴望解决这些问题,但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尚不能对这些社会事物做出正确的解释,于是古希腊人只好想象存在一些主宰这些社会事物的神祗,或者是赋予自然神诸多的社会功能,让自然神承担起调节社会事物责任。

如宙斯成了众神之主、掌管天庭,海神波塞冬也是马匹的保护神,战神阿瑞斯、炉灶女神赫斯提等。

这些神并不是远离人类生活的。

相反,在古希腊人的神话体系当中,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遥远而不可及的:神不仅和人同形同性,还能与人结合,生育出近似乎神的英雄。

在古希腊神话和英雄传说当中,神倾听了英雄在困境中的祷告后会伸出援手,而英雄总能在神的帮助下取得各种胜利。

依据古希腊人的这种设想,控制着自然力、社会力的神也就成了人类的保护者,神的职责变成了守护人类;而人类也可以借助与神的交往而影响到神的决定与行动,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

通过这种心灵上的自由想象,古希腊人将面目可憎的自然、社会力量转变为自身所能触及甚至能够控制的神祗体系,从而在精神层面上为自己获取生存的力量设定了一个乐观、自信的平台。

借助这些神祗体系,古希腊人一方面表达了对强大自然力和社会力的不屈服,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自由;另一方面古希腊人也由此获取了极大的勇气与精神力量,从而积极地改造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古希腊人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存所遇到的困难,神祗体系仅仅只是精神上的一种安慰与依靠,古希腊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反映在神话体系当中,就是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将神祗想象成是不受任何束缚、绝对自由的,神也有其抗争与痛苦。

无论是普通人、半人半神的英雄,还是强大的神本身,都受制于不可抗拒、不可认识的命运。

睿智的大神———普罗米修斯虽然可以预知未来,但是也“必须接受命运的支配,不会大惊小怪”。

即使是万神之主———宙斯“也逃不出命运的规约”。

[5](P223-247)命运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俄狄浦斯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想要逃脱弑父娶母的命运,最终也只是用所有的努力证明了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命运无法更改,但是人、英雄、神都不向命运低头屈服,更不向命运顶礼膜拜。

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可怕的命运以后,千方百计试图躲开命运的安排,直至最后无法推开命运的车轮而刺瞎双目,以此表达内心的不甘以及对命运的愤恨。

史诗《伊利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当中,即使战争由于命运的驱使而胜负结果早已预定,但是参战的人、神全然不顾命运的安排,个个都奋力拼杀,以不屈的力量与强大的命运抗衡,以期战胜命运,进而成为命运的主宰。

古希腊人正是通过对这种不屈精神的讴歌,展示了力图战胜命运的决心与勇气、为自由不断抗争的精神。

当生存问题成为实现自由的主要阻碍时,古希腊人对自由的争取主要表现在人类主体对外在客体的抗争上,尤其是对自然力的抗争上。

由于人自身力量的弱小、知识的贫乏,尚没有能力把理想世界中的自由转化为现实行动中的自由,只好依据神话当中众多自然神、社会神,在观念中实现意识上的自由。

不仅如此,这些神话当中的众神的欲望与行为,也就是古希腊人欲望与行为的体现,古希腊人正是借助这些神祗表达了征服自然、获取自由的愿望与壮举。

二、自由与城邦随着古希腊人认识能力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自然力对人的制约作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作用大大提升。

古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城邦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如何追求自由成为古希腊人新的关注点。

城邦是古希腊人社会生活的重心,古希腊人所追寻的自由的真义随着城邦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在荷马时代,各个城邦族群之间的战争与掠夺是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活动。

战争和掠夺的结果是战败的一方或者被掠夺者将失去以往在氏族中所享有的权利或地位,被当作战利品而沦为奴隶。

“自由”一词在此时意指与奴隶状态形成对照的另一种状态。

自由的生活是古希腊人所珍视的,为了自由古希腊人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特洛伊战争当中,勇士赫克托耳“痛心疾首”是由于妻子将因城池的陷落而沦为奴隶:“阿开亚壮勇会拖着你离去,夺走你的自由。

……你得劳作在别人的织机前,……违心背意———必做的苦活压得你抬不起头”。

为了捍卫自由、确保妻子“不致沦为奴隶”,赫克托耳宁愿“一死了事,在垒起的土堆下长眠”。

在古希腊人看来,违背自己心意、在别人的压制下劳作的奴隶生活是极其痛苦和难以忍受的。

为了不失去自由、不受奴役,勇士们慷慨赴死;而“兄弟们的悲惨”和“特洛伊人将来的结局”远远不及捍卫自己和亲人的自由重要[6](P182)。

在城邦还只是松散利益联盟的荷马时代,保卫城邦只是城邦居民在捍卫个人自由时利益趋同的一种必然结果,古希腊人在战争当中英勇献身的动力来自于对自身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而不是城邦的整体利益。

这主要是因为城邦结构的松散、在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还不甚大,也是古希腊人追求自由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体现。

随着城邦的发展日趋充分、奴隶制度基本成型,奴隶的来源基本上是黑海沿岸的色雷斯、伊里利亚一些部族的战俘,希腊本土的居民沦为奴隶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古希腊人的生活也渐渐和城邦密不可分,对自由的追求开始转入自觉状态,“自由”也就作为城邦的一种集体权益而存在。

这种“自由”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区分,是受制于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强制力量。

要实现自由,都必须以契约的形式既约束这种“强制”,又要确认这种“强制”,从而使人在自律和他律的限制下实现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自主状态。

斯巴达的来库古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斯巴达军事寡头政制的建立、雅典提修斯改革、德拉孔立法以及雅典民主政制的确立,都是以法的形式,对全体公民自由权利所作的一种规约和保证。

这种制度下的公民自由只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自由,它直接依附于公民身份,没有公民身份就没有自由。

但是这种依附于公民身份的“自由”异常脆弱。

斯巴达奴隶制国家以及公民的权益建立在对希洛人的集体奴役之上,主要依靠对希洛人的不断残酷镇压来维持奴隶制度。

这种制度使人们认为,“在斯巴达,自由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奴隶是最彻底的奴隶”。

[7](P28)实际上,建立在对希洛人残酷压迫基础上的斯巴达公民的自由,因希洛人此起彼伏的反抗而面临崩溃。

为了自由,希洛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誓死抗争;而斯巴达公民也不断地从军事上强化对希洛人的统治。

[8](P81-83)这样不但希洛人无法享有自由,连高贵的斯巴达公民也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的自由,全民过着一种缺失自由的军事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