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1、制度与制度安排2、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内化的成本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又称交易费用,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 R.H., 1937)所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
由于经济体系中企业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但是使用市场的价格机能的成本相对偏高,而形成企业机制,它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组织体。
由于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
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
”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
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
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
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
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
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4、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其实关于自我增强机制(self-reinforcingmechanisms)和路径依赖的研究,最早是由阿瑟(W。
BrianArthur,1988)针对技术演变过程提出的。
诺思把前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诺思把路径依赖解释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人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
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
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
制度变迁理论诺思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
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方向。
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诺思接着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存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时,制度则是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起作用。
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四种表现:(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
(2)学习效应。
通过学习和掌握制度规则,如果有助于降低变迁成本或提高预期收益,则会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被人们接受。
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迁的方向却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
(3)协调效应。
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
(4)适应性预期。
当制度给人们带来巨大好处时,人们对之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从而使制度进一步处于支配地位。
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
总之,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教训深刻。
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寻租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一,它们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二,它们本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三,这些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如果政府官员在这些活动中享受了特殊利益,政府官员的行为会受到扭曲,因为这些特殊利益的存在会引发一轮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竞争;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行动“避租”,与之抗衡,从而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
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所谓搭便车,本是近年来兴起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意指行为人未付出必要成本或只付出较小成本,却依靠某种不易察觉和度量的便利条件获得与成本无关或极不相称的报酬及利益。
搭便车现象所谓”搭便车现象”现象是指某种事情产生了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搭便车问题的经济学含义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公共物品的消费和生产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给市场机制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搭便车问题。
搭便车问题往往导致市场失灵,使市场无法达到效率。
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由于没有红绿灯的控制,每辆车都急于通过路口,从而导致路口变得更加拥挤,每辆车都无法通过。
市场会提供这个有效率的结果吗,可能性比较小。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公共产品的利益这种机制失灵。
对于红绿灯提供者而言,他必须能够把那些不付钱而享受红绿灯的人排除在消费之外,否则他将无法弥补生产成本。
而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不支付就获得消费的权力,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搭便车。
消费者这种行为意味者生产公共产品的厂商很有可能得不到弥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在长期中,厂商不会提供这种物品,这使得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提供。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
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
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在此着重于经济学主流的看法。
经济学家使用模型化理论解释或了解这个状况,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
次佳的市场结构。
市场失灵在某些经济体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应否由市场力量引导运作的争论。
而这也产生要用什么来取代市场的争议。
最常见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是由政府部门产出部份产品及劳务。
然而,政府干预亦可能造成非市场的失灵。
制度供给即是制度的生产,它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
制度可能由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也可能是逐步演化而自发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供给方式有不同的特点。
设计创造的制度是正式制度,逐步演化的制度是非正式制度。
制度供给就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的法律、伦理或经济的准则或规则。
从制度的影响范围来看,制度天生就存在外部性问题,制度安排也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
通常,并不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特意地区分开来,毕竟制度变迁是在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影响下得以实现的,因此对制度供给的研究必须放在制度变迁的“需求一供给”的分析模式中来进行。
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
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
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
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
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
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
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衍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