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正史作品。

不同于一般的正史枯燥乏味，作者黄仁宇采用了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大历史观”的描述手法。

既不像编年体史书那样依照时间的脉络叙述一个王朝的兴衰，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单独介绍每个人物完整的一生，而是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导演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大致面貌。

并且，如同管中窥豹一样，从各种细节中观察，公元1587年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为何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灭亡。

那位皇帝，自然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五位大臣分别是大学士张居正和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已经开始慢慢积累，直至无可逆转。

本周，我想以黄仁宇的视角，顺着这几位“主角”的脉络，大体向各位同仁分享一下这本书。

我们从万历皇帝开始吧按照惯往的印象，中国古代的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他们想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

然而在黄仁宇视角下的万历皇帝，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悲剧的人。

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千年来儒家思想在民间的积淀，忠君、孝顺、勤俭…这是作为一个体系的要求。

为皇者希望普天之下的人忠君，那么他本人就必须勤俭、孝顺，必须听从不顺耳的谏言，必须符合以下儒家对于明君行为的描述。

因为要节俭，他被限制花销，甚至到没有钱赏赐宫女，需要把这笔赏赐记录下来，待到有钱的时候兑现。

而对他做这样要求的师傅张居正，却可以在归乡的时候使用32个轿夫扛抬的大轿；因为要听纳谏言，他不能立最满意的朱常洵为太子。

大臣们以无嫡立长为理由，联合一气对抗皇权。

这些文官科举出身，儒家理论该如何使用，以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最熟悉。

但最可气的，这些人之所以想立朱常洛为太子，并不全是要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与大道。

压宝给一个在先皇眼里弱势的皇子，待新朝之时换取丰厚的报酬，是有些人包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作为皇帝他没有办法，皇权的威严来自这些熟读经典之人一次次匍匐下跪叩首，如果他们一起说不，皇权是会被动摇的。

名为九五之尊，其实也不过是个被束缚在深宫的可怜人，非但不能为所欲为，寻常百姓家的自由也不见得能享受到。

皇帝是一个体制的需要，是一杆远远飘着的旗子。

这杆旗最好没有思想，乖乖听从朝堂的谏言；不要有身为人的情绪，好好按着祖宗承宪来就好。

Day3今天的分享，算是关于万历皇帝的一个番外篇，旨在从一个小的方面看一看万历年间的政策背景万历皇帝，名朱翊钧。

提到万历皇帝的名字，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朝皇室的一个规定：所有皇室子孙在命名时必须带五行之一。

行至后期，因为朱家开枝散叶实在繁茂，带五行的字个数是固定的，每一个都不可以重复使用，好看好听意思好的还得优先当朝皇上家用，于是导致很多关系远一点的皇室成员名字只能靠生凑，甚至是为了起名空造一个字。

皇室起名的规则，对整个王朝的运转健康与否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他只是体现了洪武皇帝个人的某些喜好，但我们不妨从这个点往深处想想，这个规则有什么问题。

首先，这个制度因为缺乏考虑时间的影响因素，致使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其次，这个制度缺乏弹性，在明朝，任何违背太祖承宪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严重者就算是皇帝也会被质疑皇位的合法性，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不听劝阻御驾亲征，假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后进太师(正德皇帝本人，是他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在大学士之上)，亲自率军抗击犯边的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还有很多不符合皇帝这个人设的行为），结果正德一朝安化王、宁王先后叛乱，而所举旗号都直指正德皇帝本身的问题，说他荒淫无道，不配为君。

皇室起名的规则确实无关国运，但是如果治理国家的那些制度、规则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便是影响深远了。

如征兵制度，明朝施行军户制。

在建朝之初，一部分家庭被划分为军户，他们享有月粮和布帛钱钞等赏赐，但同时也负有为国家提供兵役的义务。

在明初战乱方止那样一个时间点，该有多少人为了有口饭吃而愿意被划为军户，不是为了以身许国，只是权宜之计罢了，更别说子子孙孙都要时时刻刻准备好冲赴战场。

由这种制度选拔之人组建的部队，又谈何战斗力呢。

同时，这个制度缺乏弹性，军户的后代，仍为军户，一旦逃避兵役将被追究严重的责任。

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制度缺乏合理性，同时没有弹性，极大的影响了王朝的向上发展。

张居正，明朝最杰出的政治家。

私以为，没有之一。

明朝时期的制度，非太子的皇子，成年后都要去自己的封地；后宫人选，小康之家即可，绝不能是豪门显贵。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杜绝皇室宗亲摄政以及外戚干政。

于是在没了宰相、皇亲、外戚的阻隔后，张居正作为一个普通军户家走出来的娃，登上了万历朝权利的巅峰。

朱元璋之后，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但高度集中的权利与皇帝作为凡人有限的精力产生了矛盾。

在运作中，产生了两个辅助皇权的机构——内阁与司礼监。

天下事务由朝堂送至内阁，大学士们以蓝笔草拟对请奏事务的意见（称为蓝批）。

因为事务浩繁，即便是已经对事务有了草拟意见，但仍然无法由皇帝一人一一确认批准。

于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作为皇上的高级秘书逐条审核内阁的蓝批，将事务简化至“地点”、“人物”这样具体的点划关键向皇帝请示，批准的事项以红笔书以“知道了”、“照准”等字眼（称为朱批）予以确认。

内阁蓝批拟意见，司礼监秉笔朱批确认，司礼监掌印盖章，发至中书，一件请奏就算闭合了。

万历一朝的前十年，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

他对下广植门生，满朝枢纽职位多数是他任用的私人；对上他结交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冯保与他交情匪浅。

好了，当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颁布政令时，他以私信要求自己的私人上奏请示，奏至内阁他自己蓝批自己的想法，送至司礼监，好朋友冯保朱批同意，身后摸出皇上的大印，哈一口气上去，结实的按在奏折上，一件皇帝名义颁布的法令就成了。

张居正首辅十年，财政上、军事、吏治均有建树。

这十年是万历中兴的十年。

但是这十年也结结实实的得罪的整个文官集团，这也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

封号被褫夺，家产被抄，私人遭到屠戮，家破人亡，不可谓下场不悲惨。

张居正的下场，接任他首辅位置的大学士申时行都看在眼里。

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

他甚至明白，在当时那种荒唐的制度下，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成为了骑墙派，以及和事佬，这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

申时行对文官集团的判断在今天的视角下依然是有证可考的。

明朝这个帝国既没有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

所有制度建立之初所想达到的目的，是在“四书”所描述的“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下维持长治久安。

看透文官集团本质及政治制度的申时行也并没有落得好下场。

他在万历皇帝立储这件事中的暧昧立场，被文官集团看做一个首鼠两端的小人。

表面上支持文官集团，暗地里向万历表忠心的行为被有心人公布，被视为卖友求荣，最终被满朝唾沫逼迫辞职。

一生小心谨慎，老成持重，最终也是落得凄惨结果。

Day 6被黄仁宇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的海瑞，是一位底层出身，但却带有传奇性的人物。

他毕生都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在一片腐朽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好，同时，海瑞也极度重视法律的标准，他认为法律既然颁布出来，就应当不打折扣地执行。

他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以道德而非法律为主要治国标准的时代，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南直隶，毋庸置疑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

而且，他的个人标准实在太高，很多和他共事的官员都接受不了，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那么这些官员就真正成为了人民公仆，一点油水也捞不到。

事实上朱元璋所提倡的简朴节约标准，是以简化行政的方式，来适应能力低下的政府。

其目的是以极高的道德要求来代替法律。

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运营像现代商业法律这样细节繁多的法律。

公正廉洁的海瑞奉献了一生，也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他本意想解决过大的贫富差距，减弱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却拿不出根治国家的办法，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中死去。

Day 7戚继光同样是一个有着极高追求的人，个人能力上也足以位列中国名将的榜单。

戚继光一生战功卓著，他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沿海一带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军法严明，率领的“戚家军”是常胜之师。

戚继光的年代，兵户制已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满足抗倭这样高强度的战事需要。

同时，他知道自己的能量无法掀起一场变革。

他只想在不改变大架构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增添一套自己认为有效的机制。

充实的军饷让他的兵士无后顾之忧，丰厚的奖赏使得他的兵士作战比其他部队勇猛得多，当然更多的胜利因素与他本人的精湛指挥有关。

但戚继光的军队从性质上已经几乎属于私人军队，这和明朝的军队制度有着冲突，更颠覆文官节制武将这样的官场传统，这让文官集团的安全感受到深深伤害，安禄山（同样是以强力私人武装拱卫京畿）等人的名字在不眠的夜晚涌入他们的脑海。

同时戚继光之所以能保有这样一支部队，与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这也让他在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时，被安了一个“边将结交近侍”的罪名。

最终戚继光晚景凄凉，被罢免后病死在家乡。

到今天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但此书作者是个博士大儒，以我非专业的文笔实在无法囊括著者发送的巨大信息量。

在此感谢各位一周来的浏览，希望错误的地方大家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