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30 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而回到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1980 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
30 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
变化。
未来10 多年，将转入人口总量负增长。
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当初严格控制生育的多数理由已不复成立，目前已到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时候了。
为什么控制生育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政府上世纪50 年代一度鼓励生育。
60 年代上半叶，转向普遍鼓励自愿节育，70年代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以“晚、稀、少”晚（育、间隔、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总和生育率出现了世所罕见的、空前的下降。
1980年9月25日，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的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变成独生子女或“一孩化”政策，此为严格生育控制的发端。
1984年，鉴于该政策在农村执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一胎化”政策有所调整，形成了现行生育控制政策，即：除了西藏地区藏族农牧民，在全国城镇地区普遍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
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由。
一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公开信开宗明义提出“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 亿以内”，并认为如果不从现在起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2.2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13 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15 亿。
”
二是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当时中国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为了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控制人口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公开信提出“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
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拿粮食供应来说，如果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将下降到一亩多。
在目前条件下，在这样少的土地上，要生产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粮食，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经济作物，是相当困难的。
” 四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人口增长过快，不但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
”
当时，中国收紧生育政策，除了应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受到世界上一些理论假设的影响。
包括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报告，国内学者宋健等对人口增长前景的系统工程模型研究等，都更多关注了人口数量问题。
自1958 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很长时间内，中国国内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一度沉寂。
自1980年始，生育政策的内部讨论和辩论可谓此起彼伏。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真实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二是现行生育政策是否
需要调整?
目前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存在较大分歧。
根据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1.22 生育政策调整势在必行22；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国家
统计局估计为1.6，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为 1.8,部分学者的估计为 1.3〜1.6不等。
对生育控制政策，中国国内大部分人口学者认为，应有所调整，否则会加剧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少数人也有认为应该从紧控制生育的观点。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
严格生育控制政策的依据。
人口发生重大变化
30 年的改革开放，使生育控制的依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对生育控制政策的重要含义，常为人们所忽略。
而中国生育控制政策经过多年的运作，似乎已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事实层面的支撑。
首先。
中国人口已经不再增长过快，十多年后将不可避免地负增长。
1980年《公开信》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时，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87%。
；2008 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5.08 %。
,不到前者的一半。
同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则由2.31下降到1.4〜1.6 左右。
据联合国2008 年的人口预测,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日本的比较中, 中国总人口在2005年到2020年之间增长较慢。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总人口将在2020年到2025年间达到高峰后明显下降。
其中,中国0岁至14岁人群规模的下降速度较其他国家要快得多。
目前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人口惯性”所造成。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注定总人口将在2020 年到2030 年间达到峰值, 并在此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
持续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总规模的下降。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发生根本转变,亟待扩大内需。
1980年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45.6亿元增加到2008 年的300670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近1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 年的463 元增至2008 年的22641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近9％。
不仅如此, 中国经济增长也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 或者说, 经
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相对不足。
这一重大转折,发生于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前后。
与此相对应, 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也已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
中国近年来投资率仍在不断上升, 这存在诸多复杂原因, 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不容忽视。
继续控制生育就意味着减少终端消费, 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增长,部分产业为产能过剩所困扰。
2008 年,中国人均耕地已由20 世纪80 年代初的2,亩缩减到1.47 亩,然而主要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却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
其中, 2008 年人均粮食达398 公斤,接近公
开信中人均年用粮的“800斤”的目标。
与此同时, 中国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已不是追求人均产品的数量, 而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人口总量并非影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 人口总量增
长的贡献率始终显著小于人均消费量增长的贡献率。
尤其是2000年2008年间,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倍多,其中人口总量增长不到5％,而人均消费量却增长了近1倍。
显然, 目前中国节能降耗的关键, 不在于人口总量的控制, 而在于隐含于人均能源消费量中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放开二胎”正当莫时
十年前,中国预计“21世纪中叶”人口出现负增长。
目前,官方已经把该目标提前到21 世纪20 年代。
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
如果这一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长期持续，中国人口将以几何级数萎缩，中华民族将面临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问题。
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显然，那种认为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少生”来解决的看法，缺少理论和实证数据的支持，不足以作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的依
据。
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周期来看，少生孩子的农民在年青时固然能减少抚养子女的支出，从而能增加其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尽管未必能增加其家庭的总收入），但是在他年老时则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
过去所有关于人口和生育控制政策的讨论，理论基石就是以控制生育提高人均收入。
这显然与既有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该家庭收入的多少，而家庭对子女需求的精神满足，有时比物质生活的丰裕更加重要。
我们认为，中国当初推行生育控制政策的主要理由已不再成立。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要继续控制生育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看到特别有说服力的
新的理由。
现在反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
但是，这种担忧缺少有力的实证数据。
相反，一些“二胎”试点地区的案例表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实现了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
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承担了更高的成本。
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
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而回到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放宽生育控制的依据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成为公众和学者的共识。
正如1980 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所说，“到30 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
目前，中国调整生育控制政策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