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可能再没有人比中国人更焦虑于“大国的兴衰”了。

仅仅“大国”与“兴衰”两词就很容易唤起国人的自我认同，仿佛这本书是为了我们才写的。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力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1988年甫一问世，就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据说华盛顿每个政客的包里都有一本。

关于“大国”与“兴衰”的热议持续至今，在中国范围内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大国的兴衰》之所以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并引起持续的阅读和关注，正是开创性地以一种全球视野，第一次把500年来的大国兴衰，放在一个统一而又相互关联的框架中思考和分析。

保罗·肯尼迪在此基础上，为过往和现在的大国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理所当然，这个“体检”是西式的。

保罗·肯尼迪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设定了一些最重要并相互影响的指标。

如同通过身高、体重、血压、心率、肌肉类型去推断速度、力量、耐力、反应，进而判定一个人是否健康，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一流运动员的潜质、能否长期保持最佳状态，保罗·肯尼迪通过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辅以地理、人口、社会组织形式等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指标体系，对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国进行审视和判断。

肯尼迪认为：“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

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

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其实，仅仅是“大国的兴衰”这个命题，已经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与其在千头万绪中独自摸索、徘徊，不如暂且跟着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大国体系里徜徉一番。

看看由于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以及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相对地位的不断变化。

本书的上册内容，从公元15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400余年历史，对我们理解今日之世界显然又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期间，不仅出现了欧洲崛起的奇迹，大国国力此消彼长、霸主更替，列强争端波谲云诡、精彩纷呈，而且塑造了今日世界的基础和轮廓。

一、大幕徐徐拉开之际，各位主角正在享受、内耗、潜伏和打斗公元1500年，被很多后世的学者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分界点。

但是在当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年代在历史中有何特殊意义。

此时，虽然世界各地之间的发展和互相认知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各个文明中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更多是靠在只鳞片爪的“知识”上脑补。

此前，也许最接近于世界格局概貌的描述，是处于独特地理位置的中亚地区。

这里流传着世界由“四王”或“五王”统治的说法：东方人王、南方象王、西方宝王、北方马王加上中间的伊斯兰君主。

但是到了16世纪，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已经覆灭，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已经统治南方的印度，北方的草原帝国正在分崩离析，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

此时，有资格称为大国并参与全球竞争的，只有3个正式选手和2个替补，至于当时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连当观众的资格都勉强。

●第一号种子选手——大明帝国“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

”此时的中国人口众多（超过1亿，比欧洲多一倍），文化灿烂，地理条件优越，治理有效，富有经验，具有凝聚力。

所有这些，让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

同时，中国技术、商业和工业都很发达。

城市比欧洲大得多，商路四通八达。

中国北部的冶铁业，在11世纪末每年已能生产12.5万吨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根据贝罗克的数据，直到1800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仍占三分之一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28.1％）。

作为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地，此时的中国文武兼备，志得意满，正在享受着和平的暖阳。

中华文明是东亚和东南亚仰慕的中心；帝国军队装备精良，北逐蒙古、南灭倭寇；即便以后郑和的舰队已经卸下帆索，但东太平洋上的主人仍然是汪直、郑氏父子这样的中国人（他们即使是以海盗的身份纵横大洋，也一直保持着“招安”的想法和实践）。

但是，尽管有机会也有实力向海外发展，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背对世界。

这项决定当然有基于地理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帝国的威胁从来都是来自北部边疆，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物产也没有迫切的海外需求；还有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原因——信奉传统学说官吏们的保守性。

统治阶层更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何况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活动，对商人的疑虑也根深蒂固。

结果，明朝比之前的宋朝，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

到清朝取代明朝之后，在相同和不同的原因共同影响下，这种开放性实际上更加退化了。

明帝国没有抓住拓展海外领地进而称霸世界的机会，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动力。

在当时中国人的认知范畴内，大明势力所及已经是整个天下，而帝国当然是天下之主。

虽然400年间也有战乱甚至改朝换代，但与欧洲相比，这里享受着近乎奢侈的和平。

看到如下事实，我们也许能进一步体会当时中国的感受和选择。

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只有大明帝国是以代表一个文明的统一国家出现在世界体系中的。

而根据麦迪森的研究，一直到1820年，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国家的总和（26.6％）还多。

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的位置才被美国取代。

也几乎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才开始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为回到那个自己曾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的舞台而努力。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

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中国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

……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第二号种子选手——伊斯兰世界（公元）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

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伊斯兰国家在16世纪已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

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大明帝国那样的统一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萨非王朝、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各自在开疆拓土，传教建国。

而其中最能代表伊斯兰世界参与世界范围内角逐的，是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他们夺取了大马士革并侵入埃及，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次包围过维也纳；他们的舰队活跃于整个北非沿海，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攻占了塞浦路斯。

同时，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对欧洲的领先地位。

当然，其官僚阶层同样强大。

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没能继续扩张乃至称雄世界，却被认为是其早期胜利的必然结果。

为了维持漫长的边界，帝国不得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

考虑到其扩张并没有如后来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那样带来许多经济利益，过长的战线让奥斯曼帝国更加难以为继。

由于什叶派、逊尼派的分歧，使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苏丹不得不面对激烈的宗教冲突，不断依靠武力压服来维持统治。

从1566年以后，13个无能苏丹的统治，更是让帝国陷入瘫痪。

保守和僵化令人窒息，没有战利品的军队甚至开始内部劫掠，商人遭到重税和没收财产，政府更加残暴腐败，这一切让这个曾经使基督教世界心惊肉跳的帝国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

与之相比，莫卧儿帝国尽管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但却更虚弱。

这里不但保守主义有过之无不及，而且还要加上少数穷奢极欲穆斯林上层和广大赤贫印度教农民组成的两极结构，绝对严格的清规戒律和种姓制度，只有起义才可以阻止的统治阶层的无情掠夺等因素，再考虑到其多面受敌（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的地理环境，使莫卧儿帝国的衰落看起来是必定的。

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再次出现有影响力的大国，还一直要等到21世纪。

●两个替补选手——日本和俄国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日本和俄国）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

日本的岛国地位使其免遭陆上入侵，这也是最好的战略财富。

同时，这里与大陆之间的距离不远，可以使其学习、借鉴由中国传来的先进文化。

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也欢迎与西方来的访问者交换货物。

日本的幕府制度，是一种与明王朝不同的中央集权军事统治，也多少有一些西方“新君主制”的特点。

丰臣秀吉有一支装备西方滑膛枪和大炮的军队，但是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的野心在依然强大的明王朝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之后的日本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人口也在增加，但德川幕府还是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

直到1853年美国人佩里率领的“黑船队”停泊于日本海岸，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才如梦初醒。

此后不断的发展，最终让日本这个以前不为人知的选手，在世界上打出了名声。

俄国在地理上同样远离西方。

但与日本一样，地理上的距离并不妨碍俄罗斯受到更先进欧洲文明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俄国最终可以通过使用滑膛枪和大炮，获得与亚洲草原骑兵对抗时的优势，从而进行扩张。

16世纪中期，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随后100年，他们抵达了太平洋海岸。

但俄国的地位并不稳固。

鞑靼汗国的军队和波兰人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都曾占领并洗劫莫斯科。

而且，俄国还有技术落后和经济不发达这些更深层的弱点，以及气候、交通、教育、军事专制、农奴制度等一系列掣肘。

但是，几经起伏后俄国得以生存延续，并成长为世界强国。

与后世的成就和影响力相比，公元1500年的日本和俄国，还处在潜伏期。

●第三号种子选手——欧洲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欧洲）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16世纪欧洲的崛起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个偶然。

至少从很多角度看，这确实是个奇迹。

此时，中华文明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代表——大明帝国；伊斯兰文明起码有两三个大国撑起门面——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欧洲文明却是“蜀中无大将”，罗马帝国的余晖早已散尽，在这片土地上喧闹厮打的，甚至很多都称不上是国家。

这里政治分裂，地理分隔，气候迥异，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吵闹不休、征伐不止，新旧教派互相攻讦、乱作一团，但也贸易繁荣、信贷发展、造船业发达。

不同于东方大国的中央集权或政教合一，这里没有一个权威力量——无论是君主还是教皇——可以压制这种分散而活跃的贸易，阻挡由市场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改变。

各地的统治者与市场经济渐渐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习惯了以税收的方式参与分配。

当时，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任何有此企图的一方都很难获得军事上的压倒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