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道教的和谐观及其当代意义李成文枣庄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国道教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丰富的“和谐”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当然也汲取了道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新的时代内涵。

那么，“和谐社会”理念如何在新的时代变革背景中，对这种历史传承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解读《水浒传》的道教文化底蕴方面，对小说中所体现的道教“和谐社会”的观念加以探究，以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能有一个更加生动的体验与认识。

在《水浒传》诞生后，人们对它的解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这些理解都是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向文化形态渗透的体现。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传统的束缚，转换阅读视角，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对《水浒传》进行重新阅读，那么我们就能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层道教文化信仰，体验其中浓厚的宗教情怀。

现在，《水浒传》与道教的关系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通过比较早期“水浒”故事和最后写定阶段公孙胜面貌的改变、地位的提高，侯会先生认为，这应与明朝世宗年间的崇道之风有关。

（侯会《后来居上的水浒人物——公孙胜》，《文学遗产》，（5），2000.）侯先生指出《水浒传》受到道教的影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断定它与明世宗朝的崇道之风有关却未必如此。

水浒故事在最初流行阶段就已经有九天玄女娘娘向宋江授天书的情节，天书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大宋宣和遗事》亨集）这足以说明，《水浒传》在最初流行时就已经有浓厚的道教情怀，蕴含着道教的伦理精神。

况且，水浒英雄们所生活的北宋时期，道教十分繁荣，真宗和徽宗时期是前后两个高潮，社会上的崇道之风丝毫不亚于明朝。

宋徽宗自称“天神下降”，政和七年（1117）四月授意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便以道教教主自居，“令天下归于正道”，道教几成国教。

（李焘《续资治通鉴》第5册2401页，中华书局，1957.）其实，与忠义说和诲盗说出现的同时，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小说所蕴含的崇道抑儒倾向：“《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讯滥百家，贯串三教。

鲁智深临化数语，已揭内典之精微，罗真人、清道人、戴院长，义极道家之变幻，独其有心贬抑儒家，只以一王伦当之，局量匾浅，智识卑陋，强盗也做不成，可发一笑。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的确，小说多方面地表现了道家变幻莫测的法术，但这不是主要方面。

《水浒传》还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底蕴。

鲁智深圆寂之前曾自作颂曰：“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第99回，P1369）这首颂体现了道家追求自在逍遥、崇尚自由的思想。

这种自由超越一切外在的名利地位的束缚，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张扬，与南华真人庄子所称的逍遥游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更重要的是，梁山泊英雄聚义的基本纲领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都是道教信仰的鲜明体现，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是借助道教仪式来强化他们的基本纲领。

一从梁山泊忠义堂前高高飘扬的杏黄旗所书“替天行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道教思想的影响。

老子被东汉中后期兴起的道教奉为教主、太上老君，成为道教的始祖，《道德经》被奉为道教的主要经典将老子之道作为道教最根本的信仰和教义。

从本体论的高度来看，《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它的本质属性是生成天地，养育万物，即使是那些出入三界、逍遥自在的仙界神灵，仍然是大道运化的杰作。

《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也就是说，道不仅为万物之始，又为上帝(象帝)之祖先。

既然如此，三界相连、人神交通的内在根据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先天决定的。

这样，道教将老子之道神化为太上之道，太上之道是永恒的天道。

道尽管是万物存在的本源，但它却是一个盈亏有度、此消彼长的自我调节运动过程。

《老子》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天道的运行，就好像拉弓射箭一样，是一个自我调节有序的运动过程，有张有弛，开合有度，道的运行也是消长有度，盈虚相生的。

当天道亏缺时，就需要增益之；当天道盈溢时，就要自我排泄。

损与益、盈与虚、消与长对立的双方总是互相转化的。

当天道的自我调节功能一旦被破坏，矛盾双方出现尖锐冲突的时候，它的固有的和谐被打破，天道就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新的和谐的运动过程。

人之道则不然。

在现实世界，封建最高统治者常常标榜君权神授，代天行道，统治阶级的意志常常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就此而言，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它们统一于封建君主的自我意志。

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的“皇道”就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但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贪图享乐，无止境地搜刮民脂民膏。

诚如沈一贯所言：“裒聚穷贱之财，以媚尊贵者之心；下则棰楚流血，取之尽锱铢；上则多藏而不尽用，或用之如泥沙：损不足以奉有余，与天道异矣。

”（朱谦之《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1957年版）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道”的规范与准则，天道失衡，人道倾颓，皇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应该被取缔了。

因此对统治者的否定即是对梁山英雄敢于弘扬天道的勇气的肯定，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无不呈现着一个“道”字。

对梁山好汉的赞颂其实并非提倡造反，是卫道之举。

此时，由于奸臣蒙蔽圣明，“天道”不行，就应该以新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实现天道与人道的顺利运行。

所以宋江的“替天行道”就是要替皇帝行“天道”。

“替天行道”的基本含义就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的宋朝皇帝来行使封建统治的政治职能……即以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封建统治的正常职能，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

”（《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第62页。

）究其实质，就现实世界而言，天道主要是建立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平等的理想社会，也就是道教所宣扬的无贵贱之分的太平社会。

《三合相通诀》说：“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

这里的“平均”，既指经济上的平均，又包括政治上的平等。

道教强调，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当做到均等无争，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

”(《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3页)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纷争和动乱。

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一个思想：朝廷无道，道在草野。

北宋末期，君主无道、奸臣弄权、政治黑暗、天道蔽壅，许多有才之士被被埋没，他们被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排挤出政治权力之外，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士人的政治主体作用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抑制。

诚如李贽所论：“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

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

”(李贽《忠义水浒全传序》)李贽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梁山英雄好汉都是由于政治上不平等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

《水浒传》写了各种社会边缘人物堕入江湖的过程。

这些边缘人物也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被统治者排挤到社会边缘和自我选择走向社会边缘的人们，他们往往是社会上的才智之士。

宋江是被统治者的政策推向边缘的，他是郓城县主管文案的小吏。

宋江自称：“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第三十八回，P531）宋代的官和小吏是有绝对区别的。

从宋代开始禁止小吏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断绝了他们进入仕途的希望。

对心怀大志的宋江来说这不能不是个巨大的痛苦。

如今功业不成，又被刺配江州，这些痛苦迷乱了他的心性，“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第三十八回，P531）于是在浔阳楼上题下了反诗。

但是，在题反诗的同时，他并未完全绝望，并未完全屈服于现实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他的意识深处仍然有一种超越现实苦难、反抗现实黑暗政治、实现凌云之志的强烈愿望。

那么，实现凌云之志的信心和勇气来源于何处？其精神动力源于蛰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道教信仰，它驱使宋江超越现实，崇拜精神的权威——天道。

宋江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都被一些贪官污吏搅乱了，整个社会都变得混乱不堪：“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

”（第六十五回，P902）只有奉行天道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铲除人力痛苦之源。

于是，道教的天道信仰完全占有了他的整个身心，将他带入到另外一个精神世界——永恒而又和谐的宇宙秩序，完全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神圣的精神实体。

这一天道观念的意义在于：它对宋江和梁山英雄们来说是一种精神动力，为世俗社会和现实人道提供了理想的模板。

同样，在经济上也不允许少数人聚敛独占：“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帝王府库中的财物是大家“委输”的，“本非独给一人也”，穷人也应当从中取用，那些将天地间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人，是“天地之间大不仁人”。

(同上书，第242、247页) 北宋末期，高、蔡之流祸国殃民，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奢侈欲望，宋徽宗大肆挥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广大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家破人亡。

晁盖和吴用、公孙胜、刘唐等人一起劫取了梁中书献给的蔡京的生辰纲。

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又奉献给劣迹斑斑的奸臣。

这是典型的“损不足以奉有余”，为天道所不容。

因此，刘唐认为生辰纲乃“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可见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英雄们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是出于对当政者榨取民脂民膏的义愤。

而且他们认为即使劫取了生辰纲，也是合乎天理的。

虽然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缺乏更高尚的宗旨，但是他们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本身就是“替天行道”，因此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正义的代言者和天理的代行者，从而实践了老子所主张的无剥削、无压迫、均衡社会财富的理想。

晁盖把劫掠来的财物分为两份：“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

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二十回，P258）如果智取生辰纲不过是“图个一世快活”，无意识地实现社会财富均衡的理想的话，那么，上梁山后，晁盖把劫来的财富平均分配，没有偏薄，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自觉地践行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理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