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由张某故意杀人（中止）案的诉讼过程引发的思考内容摘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不是完美的公正，而是权衡经济效率、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保护当事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平衡而得到的，我国由于受官本位的思想，行政区划的影响，法院制度的限制等的影响在以往的审判中更倾向于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即被告人的权利，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利与弊以及在我国的改进。
关键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司法公正民众教育世纪之交，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冲击，融合。
这也表现在法律学科发面，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讨论也愈发激烈，在适用英美法系的美国发生了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引起了美国民众对以往确定无疑的程序公正的信念，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爱国者法案》的颁布，也意味着程序正义的局限性；而在适用大陆法系的中国则发生了佘祥林等蒙冤入狱的惨案，也引发了中国法律对程序正义的呼吁。
不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的司法正义，而司法公正又代表了什么？怎样才能达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各自有什么独立价值，权衡两者之间的利与弊，结合我国现状，程序正义却应该引起关注。
本文在一个普通的中国案例中寻找我国程序公正的漏洞，进而引发了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思考。
被告人张某故意杀人（中止）案由某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县法院的办案人员认为本案定性存在问题，遂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不构成故意杀人（中止）罪，并给予答复。
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答复后，县法院通知了县检察院。
鉴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系自诉案件，县检察院遂撤回起诉，并通知被害人，告诉其可直接向县法院起诉。
后被害人向县法院提起自诉，县法院受理后予以立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就本案的程序问题，现提出一下看法：一、案件的定罪量刑能否向上级法院请示本案中县法院的办案人员认为本案定性存在问题，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
我国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应该是事后监督，而非在审判之前就直接提出意见，让下级法院按部就班的执行，而且《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2条规定：“开放审理和评议案件，必须由同一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的时候，应当表明自己的意见。
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
”在本条中应注意两个关键词“开放审理”和“合议庭”，这就从程序上杜绝了法院的黑箱操作，创造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诉讼环境；此处的合议庭应明确指出是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本法院内组成的合议庭，不是本法院的上级法院的“合议庭”，而中国现在很多上下级法院之间都是先定后审，上定下审的潜规则，严重危害了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人民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在本案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不构成故意杀人（中止）罪，并给予答复。
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均认可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变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法理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不告不理的现代诉讼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现代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
这一原则包括三层含义：（1）控告和审判职能分离由不同机关行使；（2）审判以起诉为前提，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得径行判决；（3）审判受起诉范围限制，不得及于起诉之外的人和事；现代司法架构表现为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职的局面，控、辩双方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通过证明来发现案件真相，而法院居中裁判，确认已经证明的案件真实。
三者的职能分工，不可随意超越。
⑴不告不理原则通过控、审之间的制衡来遏制司法擅断，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以确保司法公正。
如果允许人民法院直接改变人民检察院的指控罪名，难免会产生审判职能侵犯公诉职能的嫌疑，违背了控、审分离的不告不理原则，破坏了现代司法架构的平衡。
人民法院直接改变人民检察院的指控罪名，违背了辩论原则，损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根据《解释》第176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因此此案中的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也是不合法的。
三、本案能否由县检察院撤回起诉或由县法院驳回起诉本案中，县法院请示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变了县检察院的指控罪名，县法院通知县检察院并由县检察院撤回了起诉。
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法律有关规定。
首先，该案不具备撤回起诉的实体条件，县检察院不能要求撤回起诉。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蜚声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
”。
其次，县法院不应准许县检察院撤诉，更不应通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可见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的前提条件是对被告人的行为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且人民检察院的这种撤诉权只是一种请求权，最终能否撤回起诉由人民法院决定。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法院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改为进行程序审查，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
对于依法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作出无罪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77条规定，“在判决宣告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挥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17条规定，“案件经审查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对于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2）对于不符合本解释第116条第（2）至（9）项规定之一，需要补送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这里所指“解释第116条第（2）至（9）项规定”就是指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材料。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附送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送，但不能据此不予受理，更不能驳回起诉。
对于没有管辖权或不能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也只能把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而不能驳回检察院的起诉。
况且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均是国家司法机关，各自独立，相互之间只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二者共同承担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
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是其依法独立行使公诉权的表现，人民法院不能依审判权驳回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审判职能剥夺公诉职能。
因此，本案中，县法院也不能依职权驳回县检察院的起诉。
四、县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的自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所确认的原则，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这严重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一原则的设立是介于维护被害人免受多次受到追诉，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时也保证了法院的判决里和司法效率，因此，县法院也不应受理被害人的自诉案件。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就足以发现我国现行法律中存在的程序正义的漏洞了，虽然经历了正当的程序不一定能达到实体正义，而不经历这些“繁文缛节”也未必就是不公的判决，那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究竟有什么关系，程序正义又有何独立价值让法学界如此支持呢？我想先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说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美国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只要设定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应得的一份这样的程序，就能保证均分结果的实现。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蛋糕等分是最终的结果，而由领取最后一分蛋糕的人切蛋糕是一种手段，这正如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可见，近似完美的程序基本上可以的实现近似完美的实体公正。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
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
”⑵因此程序公正是达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两者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相互补充才会达到最后的司法公正。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各自独立的意义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实体法律关系得以实现的公正性。
⑶结果公正在以往的“丛林正义”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实体正义要求诉讼的参与者能够不遗余力地去发现和接近客观真实，从而在理想的状态下，使最终的审判结果成为事实的胜利。
而得到了结果的有效性实体正义的价值就得以体现了么？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刑讯逼供可能取得证据，对查明案件具有充分的“结果有效性”，但谁也不能否认非人道的程序是不可被接受的。
而在当今以人为本、构建法制社会的国家，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用这种不人道的手段获得的公正，是片面的，因为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征。
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在当今社会，公正即：第一，权利义务公正，第二，机会公正，第三，程序公正，第四，效益公正竞争公正和发展公正，第五，资源分配公正，第六，社会保障公正。
⑷因此，仅用实体公正来完善司法公正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许多法制健全的国家在刑诉制度中皆逐步建立了审判公开、一事不再理、对沉默权的认可、律师在场咨询等等各种有利于被告人并对国家的刑事追诉权加以限制的基本原则。
而盲目的追求实体正义，也会加剧统治者权利的膨胀，公民最公权的放纵也会导致私权利的侵犯“有罪必罚”这种实体正义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正暗合了非理性民众的朴素正义观，不惜一切代价而找出元凶也符合中国统治者所信奉的“刑乱世用重典”，一旦成为当权者实现“正义”工具，就会形成“宁可枉杀三千，不放过一人”的暴力独裁，或者随便找只“替罪羔羊”草草了事，这都将成为社会的悲剧。
然而“严刑俊罚”只适用于统治“斗硝之民”时代的进步也要求公民应该开始正视自身的权利，也应理性的认识到，犯罪行为是一种恶，公共权力的行使亦是一种恶，这两种恶都会对作为整体而言的公民权利造成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