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一编和第二编探讨了历史学的本体论和从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转化而来的方法论。
这些都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本身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认识。
这些认识对不对呢？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呢？历史学是否能够成为揭示客观真理的科学呢？这些问题要通过史学认识论来回答。
什么是史学认识论呢？我们在绪论第四节说到，史学认识论是关于人们的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的观点或理论。
这是一个简单概括的说法。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史学认识论是人们对于历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的反思，或者说，是人们对历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的认识。
第九章作为第三编历史学的认识论的第一章，我们将主要探讨人们能不能认识历史的真相？历史学能不能成为揭示客观真理的科学？或者说，怎样才能使历史学成为揭示客观真理的科学？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以往发生过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它们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重现。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发生时的真实面貌，只能根据它们遗留下的各种遗物、遗迹去认识，而且由于每个历史认识者的立场和思想观点不同，即使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去认识同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也常常会得出不同的认识。
所以，人们对于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其客观的真实面貌是否能够探测到，甚至它们本身是否存在，往往发生怀疑，由历史真相是否能够被认识的问题，还进而产生了历史学是否能够或应该成为揭示客观真理的科学的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上，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但是都不能令人信服。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克服了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史学认识论的偏颇，提供了科学的答案。
第九章主要就探讨这些问题。
历史客观主义，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史学认识论。
它主张历史研究者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立场，切忌带着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完全让史料说话，让史实说话，有的还主张史学即史料学。
兰克和兰克学派是主张这种史学认识论的突出代表。
实践唯物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认为，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不带着某种立场、观点研究历史；任何史料、史实都不可能自己说话，都是研究者在说话，是研究者对史料、史实的解读，而且一切解读都总是渗透着解读者的立场、观点的。
第一节，历史真相的可知性一、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偏颇1.历史客观主义，19世纪的西方史学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学派，它在史学认识论上倡导历史客观主义，承认客观上存在着真实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认为历史学家只要保持一种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研究历史时排除自我的好恶情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观点影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解释，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就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主张写历史要公正客观，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这本是正确的。
但宣称历史研究中能够排除自我的思想政治观点和立场，持所谓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这便流于虚伪，因为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实际上，兰克本人及其学派的史学研究实践本身，就证明了这种主张的虚伪性。
他的史学著作宣扬神秘主义的宿命论，认为整个历史都是上帝的神意的体现，他还支持普鲁士王室统一德国，反对革命。
兰克及其学派的史学著述由于充满政治偏见受到不少西方史学家的严厉批评。
伊格尔斯也指出：在离开学派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精英人物身上。
贵族式的偏见支配着历史研究。
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
兰克一再声称，研究历史不能带有任何先入之见，也不能带有任何借鉴往史、教育当代的现实目的；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只能让史料说话，做客观叙述，如实直书。
可能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
然而，事实上他的此类承诺没有一句兑现。
也正如伊格尔斯指出：兰克和他的同事们承认他们忠于君主制普鲁士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开明的官僚阶层统治，这一阶层表示赞成一种既有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又不对中产阶级做出重大政治让步的政策。
1832年到1836年间，兰克应普鲁士政府之邀，编辑了《政治历史评论》，捍卫政府的政策，反对来自封建方面和自由派方面的批评者。
在杂志的字里行间，兰克表达了这些观点，并认为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
他在历史中发现了反对革命变化、赞成在现存结构中循序渐进的有力论据；如果说兰克号召历史学家要公正无私，不进行道德评判，那么对于他来说，历史学家的公正无私就是观察那些为了在历史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而奋斗的客观道德力量。
兰克主张：每一时代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时代都必须被视为自身合理的东西。
这就是他倡导的历史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这种历史主义导致了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颂扬。
而且，他们倡导的历史主义的悟释学模式很适合于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因为它不承认社会分析是编年记叙性历史研究的合法职能。
兰克也同样怀抱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在他看来，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古代是传奇般的，但是它们的状况不过是自然史的内容，只有西方的新教大国，即德国和英国才代表着近代的发展方向。
事实证明，兰克标榜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确实是虚伪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类无论认识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不可能像机械唯物论设想的那样，犹如照相机一般机械地摄入客体的影像；人类认识外部世界，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机械地摄影，而是作为能动的认识主体，总是按照自己从自身的生活实践活动或感性活动中获得的认识框架（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或价值观等等）去认识自然界或社会。
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要带着某种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或价值观等等构成的有色眼镜去认识世界。
这个世界，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兼通哲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和科学史。
1924-1954年，任日内瓦大学教授，1940年起任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院长，兼实验心理学讲师和心理实验室主任。
1954年，当选为第十四届国际心理学会主席。
1955-1972年，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创立并领导了日内瓦学派。
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逻辑通论》、《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儿童心理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原理》等。
著名的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也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证。
他在揭示认识过程的本质时，提出了同化概念。
他说：“同化概念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
”他认为，“智力在一切阶段上都是材料同化于转变的结构，从初级的行为结构升华为高级的运算结构，而这些机构的构成乃是把现实在行动中或在思维中组织起来，而不仅是对现实的描摹。
早先存在的结构或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都是指认识主体用来同化或组织他的头脑从外部摄入的材料或事实的观念结构。
这一认识理论特别强调事实只有在被主体同化了的时候才能为主体所掌握，而主体只有凭借自身现有的结构去同化、改造外来刺激，他才能察觉这些刺激中所包含的客观属性。
因此，在认识发展的任何水平上，事先形成的认识结构（或图式）是认识进行的必要条件。
那么，早先存在的结构或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或者图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观或社会历史观。
由此可以证明，兰克学派主张的那种排除自我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是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可是，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承认兰克学派主张的那种排除自我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是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的，承认人们总是带着某种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或价值观等等构成的有色眼镜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那么，是不是由此就得承认人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历史真相呢？或者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只是相对于认识者的有色眼镜而形成的相对镜像，而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呢？面对这样的疑问得不出正确答案，就导致历史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2.历史相对主义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
西方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巨大振荡；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浪潮，促使旧的帝国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西方文明精神主宰命运那一套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历史观，已经被实际的历史进程打破。
1978年问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一书的总主编、英国史学家克拉克爵士在为该书写的总导言中写道：“五十年以前，一位欧洲思想家仍然往往会这样假定：文明世界的国家尽管情况各有不同，但都是由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按照或多或少得到公认的是正方针管理着的。
和这种观点相适应的社会科学观念（特别是历史观念）是自由主义，即认为历史是事实的按比例的缩图，再加上必要的指南针式的明确解释。
我们的世界已经今非昔比，这种观点再也站不住了。
”克拉克认为，新一代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陷入了历史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认为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涉及个人和观点，则一种判断与另一种判断同样有道理，因此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存在。
历史相对主义，一种主观唯心论和怀疑主义的史学认识论。
它强调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认识它的真相，一切历史著述展示出来的历史现象或过程，都只不过是历史写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各有自己的依据和道理，谁也无权宣称某某著作或论断代表了真理。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和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对相对主义理论做过系统的表达。
后现代主义把历史相对主义推向了极端。
实践唯物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认为，客体历史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和历史研究的实践是能够逐渐切近地认识它的真相的。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
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学习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历史事实自身不具有独立于人们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由历史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把它们描绘出来的。
克罗齐是倡导历史相对主义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客观上确定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被人们认识的。
他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关于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么断零编传到我们手里，人们对它的解释又是多么不确凿啊!如果有些传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又是多么贫乏、混乱和矛盾百出啊!……但模糊并不限于起源方面，整个历史，甚至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