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与模式我国目前仍属于严格利率管制的国家：政府包揽一切利率的制定，金融机构利率自主权几乎没有。
利率尚未市场化，常常有研究者对此耿耿于怀，并将它作为中国金融深化程度不足的主要原因。
这大约也是受了麦金农·肖的影响，把放开利率作为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
即使在产权比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改革的效果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
在我国20年改革中，企业和银行一直未实现完全商业化经营，利率充其量只能在动员储蓄、化消费为积累方面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而对于避免贷款的低效益使用却无能为力，至少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如此。
在企业非企业化经营、贷款利息进入成本、企业财务软约束的情况下，放开利率不可能达到遏制企业过旺的外源融资需求以阻止信贷资金低效益使用的目的。
在银行微观经营机制不健全、基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自我约束的条件下，放开利率还有可能造成利率恶性竞争，金融秩序混乱。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麦金农假定及国内很多想当然看法不同的是，在1982年以前中国并没有实行人为低利率，实际利率一直高于5％。
即使在1982年以后，实际利率水平也一直较高，只有个别通货膨胀剧烈年份才是负利率(见表1)。
如果考虑到储蓄补贴率，几乎就不存在负利率时期。
由于实际利率水平较高，以及资本市场不发达，过去50年来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并没有导致储蓄的减少，相反储蓄率一直位于全球前列。
所以，近20年来没有把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并未造成主流意见所描述的弊端——储蓄不足投资规模缩减。
(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认为利率市场化起不到麦金农·肖所描述的作用，并不等于否认利率管制弊端的存在。
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股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
“ 在严格受控的金融体系中，银行贷款利率一般是有上限的，这使银行不可能获取高风险贴水，这样，对高风险客户的贷款将会无利可图。
”(Asli Demirg— Kunt 和 Enrica Detragiach e，1998)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
实践中，多数企业支付的贷款利息远高于官方利息，只是这些剩余被个体或小集团寻租，没有计人银行帐表。
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帐外帐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正成因于此。
利率管制还会强化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因而制约公平竞争。
如，长期以来，债券利率一直高于存款利率，直接导致居民节余资金向债券倾斜。
1999年3 年期国债就比银行同档次存款高0.58％，一些企业债券更是高出银行存款利率3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债券利率较银行存款利率高1％—2％与前几年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几年高1％，若换算成百分数就是高10％(1％十10％ )，现在高1 ％，则换算成百分数就是高2 5％(1％十4％)。
可见，二者悬殊之大。
近年屡屡出现的居民排队抢购企业债券、国债券的原因即在于此。
再如在浦东国际机场贷款招标方面，中国银行由于受到利率管制只能提供UBOR十1.32％的外汇贷款利率；而汇丰银行的贷款利率为LI-BOR十0.2％，显然汇丰具有竞争优势。
现在，人民币利率远低于美元利率，一年期相差3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已从高位上滑落，这使得今后几年资本外逃的压力继续加大。
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短期内依靠加大外汇管理的力度，长期内则取决于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矫正程度，利率市场化是其重要一环。
风险制约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的最大风险在于利率放开后，利率水平会骤然升高。
事实上，我国政府之所以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讳莫如深。
主因在于担心利率压制解除后骤升的利率水平会使国有企业不堪重负。
一般来说，在竞争性银行体系中，客户有着选择银行的空间，贷款利率不会被炒高；在垄断性银行体系中，客户选择银行的余地小，而且银行之间容易达成共谋，形成利率卡特尔，致使利率水平处于超高状态。
简单地看，我国银行业处于高度垄断状态，但实际上由于实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大银行之间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所以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虽然显著升高，但不会长时间“超高”。
存款利率会否升高基本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程度。
若企业化程度高，存款利率会受到贷款需求及贷款利率水平的限制。
1997年以来，我国高息揽储、储蓄大战明显减少，固然反映了金融监管加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程度提高之后，面对极高的贷款风险而“惜贷”，资金需求下降了，自然高息揽储的动力也就小了。
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后，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会显著升高，但不会高得离谱。
一种观点认为，利率会达到现在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约为15％。
这显然是高估，现在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利率和资金流向受到限制，致使民间利率被抬高，利率市场化后，民间利率也会降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利率升高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也许政府最关心的是，利率升高会否压抑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显然，利率升高，会导致筹资成本上升。
但筹资成本上升并不一定会缩减投资规模，后者取决于投资主体的利率弹性。
首先是财政发债负担加重。
按照惯例，国债利率通常高于银行存款利率0.5个百分点。
按现在的发债规模，利率每升高1％，国债利息就会多支出50多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7％。
和其它经济主体不同，财政加重的利息支出是无法转嫁的。
不过，财政筹资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财政支出、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利率弹性低。
利率升高不会促使它减少筹资额。
其次，企业的利息负担加重。
由于各家银行对优良客户的争夺，优良客户的贷款利率不会有多大程度上升，甚至还有较现行利率下降的可能。
因此，优良企业不会因为利率市场化而减少贷款。
资质差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高利率，但这些企业也不会因此而减少贷款。
过去，由于实行统一的管制利率，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客户，相当多的资质差的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利率市场化后，这些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再次，个人消费贷款的利率升高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个人的消费贷款需求。
存款利率的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消费贷款利率支出。
最后，银行部门遵守“高来高去”的原则，在我国垄断性银行体系下，银行业整体上有扩大利差的倾向。
利率市场化给了银行部门利率自主权，尤其是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利率自主权将其灵活性发挥极至。
可见，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部门有利。
因此，整体来看，利率升高之后，不仅不会缩减投资规模，还会扩大投资规模。
利率升高后，能否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由于政府投资的低利率弹性，利率升高不会对其投资效率改进有多大促进作用。
企业投资效率能否改进，还是取决于其“企业化”程度。
对非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的效率促进作用会大一点；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资质差的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的效率促进作用是微小的。
对于银行，利率市场化使得贷款租金公开化，由以前的银行内个别集团占有变为银行占有，有利于增进银行效率。
整体而言，利率市场化在效率改进方面的作用不可寄望过高。
政策安排对于渐次地实现利率市场化，这一点已不再有疑问，主要是如何“渐次”的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利率自由化主要有三种途径：(1) 规定最高存款利率和最低贷款利率，并不断调整利率的上下限；(2)分别规定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不断扩大范围；(3)规定金融中介机构平均资金成本与贷款利率之间的最大利差。
现在看来，我国倾向于从扩大浮动范围着手。
整体上是先贷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
先贷后存，即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
先大后小，即先放开大额存款利率，后放开小额存款利率。
先外后内，即先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后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先农村后城市，即先放开农村存贷款利率(农村信用社)，后放开城市存贷款利率。
先市场后信贷，即先放开金融市场利率，后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
如3000万元以上的五年期存款就可先实行自由利率，1000万元以上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则可放宽浮动幅度。
这样，在渐进地实现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利率体系将是统一利率、有限浮动利率和自由浮动利率三个层次并存，不同的金融工具适用不同层次的利率。
在具体操作上，同业拆借利率(即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对三资企业的外币贷款利率也没什么限制，保险公司的大额长期存款基本上已采用协议利率，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扩大到40％—50％已等于没有利率限制。
未来利率改革的第一步将是放开外资、中资金融机构对内资企业的外币贷款利率，再到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存款利率浮动幅度，最后是贷款、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
至于非利息收费，如管理费、提前还款的承诺费等，现在就应取消管制。
利率市场化不等于中央银行退出利率管理，其责任反而更大了。
通常，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准利率，由基准利率影响市场利率。
基准利率作为一种导向利率，在庞大的利率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具体到我国，则是人民银行通过控制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再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同业公会的行业自律作用也很重要。
这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个不争事实。
就中国而言，银行同业公会虽在上海、深圳等地存在( 深圳甚至还有中资、外资两个银行公会)，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全国性的同业公会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需要明确的是，银行同业公会是行业性自治组织，其主要目的是维护银行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商业银行与监管部门、政府机构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当前，国内外的通货紧缩趋势尚未缓解，物价水平较低，商业银行存差较大，现在改革利率制度，利率水平失控的可能性小，时机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