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推荐：顾鸣来源《中欧商业评论》文•毛明江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普及，到21世纪初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再到超越单纯依赖工业制造获利的“去工业化”，构成了中国的“三次工业革命”。
企业的生生死死，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就如同人之生死一样。
但是，如果企业出现了群体性危机，甚或是倒闭潮，那就肯定是哪里出了不小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会诊，准确诊断，并开出行之有效的药方来。
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了惊人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有约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这些企业大多是制造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绝大多数分布在苏浙粤一带。
实际上，危机早在去年就已经出现，2007年一年仅广东一省倒闭的企业就超过1万家。
今年以来，随着山东大批外资企业的撤离，浙江绍兴三成以上的纺织企业停产或关门，以及台州的飞跃集团、义乌的金乌集团等大型明星民营企业的相继倒下，使人感觉到企业倒闭潮已经从珠三角地区向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蔓延，企业危机已经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传染。
火热的7月和8月，继中央4位常委赴沿海各地调研企业之后，我们兵分三路，分赴制造业最发达的浙江、江苏和广东实地调研，了解问题，采撷案例。
“今年只要不亏就是万幸，希望熬到明年日子能好过点。
”东莞厚街镇辉博鞋材厂厂长陈龙很没有底气。
由于没有订单，这家70多人专做鞋底与鞋跟的工厂已经3个月没有正常开工了。
工人们象征性地每天上班一小时，虽然无事可做，但陈龙还是必须每人发放1 100元的基本工资。
陈龙不敢让工人放假，他害怕过几个月后如果订单来了到时招不到工人。
“每天都能听到同行倒闭的消息，也许明天关门的就是我。
”辉博鞋材厂的处境是当前从东莞到佛山、从台州到温州、从昆山到无锡成千上万家制造企业的缩影。
“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最突出的。
”这是长三角与珠三角企业的共同感受。
我们都知道，本轮危机的爆发，有着诸多的国际国内因素，但毋庸置疑的是，也有着中国企业自身的因素。
在之前的5月辑中，我们探讨了诸如通货膨胀、银根收紧、股市动荡、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壁垒增高、环保成本加大等外部因素，并寻求解决办法；现在，我们继续将视角内移，深入探讨企业内部的必然。
往往正是在外部因素的诱导之下，我们才发现了那些潜在的致病因子，这些因子不在今天爆发，也迟早会在明天后天发作。
因此，我们必须回归根本，从源头上为中国企业寻求通往天堂之路。
经过两个多月的关注、调研、梳理、思考，我们不光在现实问题里沉淀，还侧重于寻觅那些在危机中求存求变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模式。
从那些跃动着生命力的点点星火，我们预见并倡言中国企业必然要攀爬的那根藤蔓——第三次工业革命。
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
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非工业品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去工业化：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一说起工业革命，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蒸汽机，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身上披着厚厚的历史尘土；而在故事的核心，则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化。
它是内生而主动的。
一说起中国的工业革命，感觉却陡然转向，与之相连的历史场景是坚船利炮，是血雨腥风，是救亡图存，那是一种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奈举措。
因此，中国工业革命的本身是被动的，虽然它年轻了100多岁，却是模糊的。
现在，似乎又到了需要“被迫”而“明确”地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称那次帮助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强和安定内乱中成功求存并崛起的工业化改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称我们歆享着从外国人那里买来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并同时再向他们倾销商品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要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了。
恶果正是蕴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里，那就像是一片开满鲜花的沼泽地。
正在淹没着大批中国企业的泥潭，正是那些发达国家已经放弃并推给我们的简单而低级的工业制造业；我们享受着来自工业生产的微薄利润，满心欢喜地以为凭此可以打遍天下，但是很快就发现那不过是幅美丽的幻景，“血汗工厂”、环境破坏、恶性竞争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并将持续地把我们所谓的竞争力侵蚀殆尽。
这就是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面临的背景与使命：如何守住我们的竞争优势，扭转不利局面，将不断向下的恶性循环转变为真正面向长久未来的良性螺旋？我们的答案是：“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
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中国企业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指的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工场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以蒸汽机等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代表。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晚了100年，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夜，它的特征是完成中国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普及。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亡国的危险，李鸿章、曾国藩等清朝重臣发动了洋务运动，中国建设了近代第一批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矿、铁矿，“企业”（Enterprise）这一西方的产物开始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中国企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短暂的黄金发展，一大批近代民族企业壮大起来。
但随后的战乱让中国企业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近3 0年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才基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05年前后，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崛起，“世界工厂”地位确立。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逐步产生有效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产业集聚带。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曲折而漫长，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高速前进而战果辉煌。
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变成全球制造基地，从打火机到汽车零部件，从制鞋到服装，从电脑到造船，制造业遍地开花。
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此过程中，中国服装、制鞋、家具、汽车零部件、IT制造等行业形成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产业带应运而生。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蓝天消失了，河流变黑了，资源快枯竭了……这种付出与获取极度失衡，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制造同时也是“低端”、“低价”的代名词。
“人家拿大头，我们拿零头，如今挣个零头都很难了。
”在内外夹击的2008年，中国许多企业更是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制造业阵痛之源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一轮企业危机表面上是美国经济衰退、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引起，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广东乃至全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东莞，去年GDP的总量超过了3000亿元，排在不少中西部省份的前面。
中国经济高增长依赖的正是不断被复制的“东莞模式”：政府提供土地或者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数量庞大的制鞋、制衣等企业由此成立生长，生产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为主。
但是由于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 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链条的末端，东莞企业为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不少工厂沦为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
由此附加值极低，抗风险能力也极低。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
温州企业走了依靠自有资金发展的道路，但温州模式也同样存在问题。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长期以来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并且它采取的战略是低成本、低价格，整个产业层次不高；同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温州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新兴产业很少。
另外，企业家的经营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家群体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柯兹纳所讲的市场发现型：这类企业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的洞察力；另一类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型：这类企业家能依靠创新、创造市场机会，打破市场既有的均衡。
中国的企业家在近30年的发展大多数选择了属柯兹纳的市场发现型战略。
长期研究浙江民营企业的浙江中大集团副总裁、浙商研究会常务理事胡小平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正是因为大多数民营企业采取了市场发现型的发展策略，国内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呈现多变性、粗放性、同质性这三个方面特征；市场发现使得民营企业30年来抓住了内需和外向型发展的机会，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也蓬勃兴盛。
“但是它的矛盾也是越来越深刻。
”胡小平说，因为多变性，使得企业在管理经营上没有达到现代企业发展制度的需要；粗放性使得企业整个战略决策上和整个管理中耗能大、耗费大；只要能赚钱企业就做，因此粗放性又表现出它的不经济性，同质性又影响了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去工业化面对危机，出路是中国企业主动变革，全面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由2005年以来的产业危机为契机，少数先知先觉的企业可能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封面专题的随后文章将以企业案例形式介绍其中的先行者与佼佼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黄少卿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企业从简单商业模式向复合商业模式转变，从“市场发现型战略”向“创新型战略”转变，即从“柯兹纳型企业”向“熊彼特型企业”转型。
它的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去粗放与去工业化”。
“去粗放”，很好理解，就是大量的中国制造企业要彻底抛弃现有“五低”（低利润、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低端性）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精益制造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在“去粗放”上，华为、海尔、联想、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并取得不错的成绩。
“去工业化”，指的是中国企业要摆脱仅仅依靠“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制造等“工业”环节获取利益的模式，向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与品牌、物流、渠道、金融等微笑曲线的高端转型与升级。
“去工业化”后，中国企业将不是单单以工业产品赚取利润，而以品牌、渠道、营销，以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信息咨询等“非工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结合来竞争获利。
具体而言，有以下路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管理附加值管理，尤其是生产现场管理仍然是中国企业的薄弱环节，我们可以借鉴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管理经验，提升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