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走着一条不断寻求和探索将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优秀遗产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幼儿教育先进的科学的成果逐步融合的道路。
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基本形式是家庭教育，基本内容是伦理道德规范和生活常规的基础训练，主要原则和方法有“蒙以养正”“早喻教”“严慈相济，教爱相辅”“顺其性情，激发兴趣”“量资循序，随其分限所及”“保教并重”。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是在19世纪中叶后逐步从西方引进的。
西方幼儿教育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而发展的。
中国引进西方幼儿教育，实质上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条件下形成的幼儿教育。
中国之所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幼儿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包括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引进对中国而言是被动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幼儿教育比中国传统幼儿教育更先进、更科学，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幼儿教育可以纠正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引进对中国而言是主动的，反映了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觉醒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胸怀和愿望。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不断引进和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闭关自守必然落后。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引进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必然要立足于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努力实现本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又极富民族特色的新文明成果，否则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客观规律。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走着一条不断寻求和探索将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优秀遗产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幼儿教育先进的科学的成果逐步融合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推进和实现这种融合，除了更全面、更充分地了解和吸收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幼儿教育的先进成果之外，必须更深入、更准确地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历史遗产。
中国传统幼儿教育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传统社会有三大支柱。
经济上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社会的农业是土地私有，以家庭为单位个体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科学技术含量较低。
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是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等级分明，血缘纽带紧密，以家族、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
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强调伦理本位，以德治国，忠孝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支柱，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决定着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组织形式和实施原则。
(一)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基本形式：家庭教育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二大支柱决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和“国”是合二为一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固定逻辑。
家庭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而家庭的兴衰主要靠子子孙孙代代相继，家庭教育好坏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家庭的兴衰。
因此，家庭教育受到高度重视。
幼儿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基础，家庭教育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基本形式。
在幼儿家庭教育中，母亲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母亲教子成才的故事，相夫教子也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的典型形象。
如：孟母教子，“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三迁”；欧阳修少时家贫，不能上学读书，其母便亲自教他识字，无钱买纸笔，便用木棍在沙地上写、画。
中国古代不少教育家论述了家庭对幼儿所具有的特殊优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认为：“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付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
”幼儿自出生就在父母身边成长，与父母长时间相处，有很深厚的感情，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教育容易奏效，孩子天然地愿意听从亲人的教诲，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可以发挥比教师和任何圣贤更有效的作用。
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父子之间，亲情深厚，子女有过，父母呵责，易伤害亲情，易造成关系疏远，教育效果反而不佳。
同时，父母与子女感情深厚，沉于溺爱，不易发现子女的过失，贻误教育最佳时机。
所以，有人主张“易子而教”，“父子至亲，相责离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义也”(《古经解钩沉》)，提倡“君子之教，不私其子”，追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
(二)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基本内容：伦理道德规范和生活常规的基础训练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安身立命、子传父业、光宗耀祖。
传统幼儿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以伦理道德规范的初步训练、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洒扫应对等日常生活的常规训练为主，辅以简单的文化知识学习，为人学作准备，为长大****打基础。
《礼记·内则》记载了———种比较完整的幼儿教育内容安排。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
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门户。
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这是一种宫廷内幼儿教育内容的安排，对民间有广泛的影响。
明代医师万全在《育婴家秘·鞠养以慎其疾》中，按幼儿发育阶段提供一个保教结合的育婴计划。
“小儿能言，必教之以正言，如鄙俚之言，勿语也。
能食，则教以恭敬，如亵慢之习，勿作也。
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
宗族乡党之人，则教以亲疏、尊卑、长幼之分，勿使谍熳也。
言语问答，教以诚实，勿使欺妄也。
宾客，教以拜揖、迎送，勿使推避而也。
衣服器用、五谷六畜之类，遇物则教之，使其知之也。
或教以数目，或教以方隅，或教以岁月、时月之类。
如此，则不但无疾，而知识亦早也。
”中国古籍中保存着多种“幼仪”“童子礼”之类的文献。
总的精神是教幼儿守礼，坐、立、行、跪、拜、起居、饮食等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范。
例如：坐应齐脚，敛手，定身端坐，不得靠椅背、伸腿、翘腿、支颐(手托腮)，欠伸及广占坐席；站立时应垂手正身，双足相并；不得挑食、撒饭剩饭，不得说话，左颐右盼，手足乱动，发声嚼啜，等等。
尊老敬长是幼儿道德教育的重点。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提到：“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必当疾走面前，不可舒缓。
”至长辈面前，“立必正方，不倾听”(不能侧着身、歪着头)。
长辈有所教诲，必须低头听受，不可妄发议论。
回答长辈问话时，要站立，语言要详缓，不可打断长辈的话，声音不过大或嬉笑不肃，更不得顶嘴抗辩。
培养幼儿分辨善恶是非、端正志向、向善背恶、行善积德，倍受重视。
东汉学者王充曾说：“子初生意于善，终以善；初生意于恶，终以恶。
”南宋吕祖谦在《少仪外传》中说：“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
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
”所以，必须自幼“教告率勉，使之为善”(王充：《论衡·率性》)。
在幼儿品德教育中特别强调培养诚实、礼让的美德。
万全在{育婴家秘》中提出对儿童“言语问答，教以诚实，勿使欺妄”。
东汉孔融四岁让梨；南北朝时傅亮四岁时能解衣与人；徐湛幼时与弟弟共坐牛车，车坏倾倒，徐湛让先救弟弟脱离危险。
这些故事都成为历代幼儿教育的生动教材。
重视培养勤劳节俭、整洁有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批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却“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提出：“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清净整齐”，“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并进一步要求“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
清代的《朱柏庐先生冶家格言》(俗称《朱子冶家格言》)流传甚广，不少嘉言名句从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入手，通过正反对比，教育子女勤劳节俭、正直、谨慎，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士大夫)治家教子的典范。
不可否定，中国传统幼儿教育内容中也充斥着许多消极、颓废、没落的东西，如：宣言“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人“愚忠愚孝”等封建意识。
(三)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中国古代在长期的幼儿教育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许多幼儿成长和教育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
1.蒙以养正《易经》称：“蒙以养正，乃圣功也。
”意思是要以正当、正确、正面的内容和方法教育蒙童，尽量减少以至杜绝后天或外界的不良影响，保证幼儿健康成长。
这是儒家学者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成为古代幼儿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
明朝丘溶在《大学衍义补》中指出：“古人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谨其所感。
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谨其所示。
禀之于初者，纯全而无伪；养之于幼者，端正而无邪。
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声，所视必正色，所言必正理。
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
非但养其心，而又养其身。
古之人家，其豫于教育如此。
是以他日出而就教于学校，服役于官府，执事于朝廷，无所往而不可。
”吕祖谦曾就此作了进—步解释。
他认为，“教小儿当以正”，因为幼儿分析、辨别能力低，又喜欢模仿，所以接触到的入以身作则，躬行正道，可以有效地发挥教育作用，否则就容易受坏的影响。
清代陆世仪在《思辩录》中也称：“教子须好似一身率先。
每见人家子弟，父母未尝着意督率，而规模动定，性情好尚，辄酷肖其父，皆身教为之也。
”坚持正面教育，为幼儿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教育者包括父母在内都应以身作则，成为为人处事的楷模，实现“蒙以养正”。
2.早喻教提倡幼儿早期教育的思想渊源出自儒家“正本”“臣始”的哲学观。
《大戴礼记·保傅》中引《易经》称：“正其本，万物理。
失主亳厘，差之千里。
”朱熹也认为，“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大学衍义补·家乡之礼上》指出：“人之初生，童孺之时，元气未漓，天真未散，善性未斫，情窦未开。
当此时而开导之，则顺而易；过此日、十而防闲之，则逆而难。
”流传极早的俗谚“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讲述的同样是这个道理。
朱熹强调，“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必能“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也曾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中国古代流传着许多“幼慧”“少成”的典型，被人们称之为“神童”，为人所羡慕，也导致长期存在着盲目追求幼儿教育愈早愈好，学的东西愈多愈难愈好的偏向。
这样做不仅未必使幼儿成才，反而摧残幼儿的身心健康，这是值得后人警惕的。
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人怀疑或不赞成过早施教。
《世说新语·夙惠》载一古谚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宋代王安石写《伤仲永》一文，讲到他家乡有一个五岁能作诗的“神童”方仲永，名噪一时，其父带他四处炫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小，至****，与常入无异，“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