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策》的独特叙事结构《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

西汉后期由刘向校理群书，去其重复，共有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12国策。

《战国策》从地域的角度划分，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

其具体表现为表层和深层两种叙事结构。

1、表层叙事结构在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中，通常都会有一位统治者和一位策士。

策士为了成功地说服君主，都通常会引用一个寓言或者历史故事。

首先在叙述这些的寓言或历史故事时，都由策士们所讲述。

其次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旁白。

所以，读者既能感觉到这位叙事者是在叙述故事，又能明白他的身份是处在故事之外。

也就是说作者叙述了一个策士为说服君主而讲述寓言或历史故事的故事。

二这样的例子，在《战国策》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说《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中，甘茂流亡到齐国，遇到苏代，希望苏代能给予自己一定的帮助，于是甘茂为苏代讲了一个处女无烛的故事：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

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义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

甘茂把自己比作无烛的处女，甘愿为苏代“扫室布席"，于是后来苏代游说秦王和齐王，使得甘茂在齐国取得了上卿之位和十分优厚的居住条件。

在这里，处女无烛的故事是由甘茂讲述的，其中反映了甘茂与苏代的故事，是由故事外之的叙事者讲述，而整个故事的结构是由文章作者所创设。

又好比《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中“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

当苏秦想去劝说时，孟尝君决绝地回应：“人事者，吾己尽知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

”这时苏秦想出了“以鬼事见君”。

苏秦为孟尝君叙述了一个土偶人与桃梗的故事：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

桃梗谓土偶人日：“子，西安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

”土偶曰：“不然。

吾两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予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

”听完这个故事后，孟尝君毛骨悚然，想到如果自己去了秦国，岂不成了不知“漂漂者将何如”的桃梗，就改变了原来主意。

在这篇策论中，土偶人与桃梗的寓言故事由苏秦讲述的。

叙事者又为我们展现了孟尝君将入秦，众人劝谏无用，于是只好要苏秦出面的背景。

这个故事我们称之为苏秦的故事。

而被叙述的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作者叙述的故事。

由作者构造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这个背景当中出现了苏秦与孟尝君的直接对话。

而在对话当中，又借用苏秦之口，讲述了桃梗与土偶人的故事。

这种三层结构的叙事结构，就是《战国策》的表层叙事结构。

2、深层叙事结构上述总结出来的叙事结构类型，是《战国策》故事的表层叙述结构，而更深一层次的结构是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所带来的传统和变革冲突。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硝烟四起，各种思想进行着激烈碰撞。

在各个国家的策士，摇唇鼓舌，使尽浑身解数，想让各国的统治者约纵或连横的表面下，实则暗藏的是策士们追求利益和权势不可遏制的欲望，以及十分强烈的实用主义手段。

《战国策》一度被认为是历朝历代谋士们的教科书，刻画着各式各样的纵横之术。

但其核心的思想，就是对自身利益的无止尽的追求。

对策士而言，无论奔走于各国游说，还是对于君王的雄辩。

不是为了自身的“立德、立功、立言”，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取得“金玉锦绣、卿相之尊”。

所以在《战国策》中，随处可见的是公开追求权势富贵的行为以及见利忘义的丑恶嘴脸。

在《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写到，苏秦在落魄之时与名利成就就之后，其父母妻嫂对他前倨后恭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足可以显示战国时代的大背景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又比如对陈轸之徒的行为，朝秦暮楚已经是司空见惯。

苏代在《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中直接提出：“仁义者，自完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的观点。

在当时那个时代，像尾生一样仁义信用的人，会被人家耻笑；家庭关系和骨肉亲情也需要靠金钱和权势来维持。

策士们为了在统治者和贵族们面前，争得一席之地，获取荣华富贵，不惜栽赃陷害他人、造谣坑骗，可谓是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这正是因为在战国时期特殊社会下的环境、君主、贵胄、甚至是一般社会成员，都是极为现实的，在处理问题时，无不持面对现实的态度，以利益为核心，相互利用、相互攻击。

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正是由于策士们追求利益权势的最大化的结果，无所不在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才是《战国策》众多权谋奇策、阴谋诡计背后的动因所在。

换而言之，这也是《战国策》一书深层叙事结构的主要内容之所在。

二、叙事时恢宏磅礴的气势，深入浅出的表达及逻辑严谨的论证叙事简练，详略得当是《战国策》的显著特点，叙述从大处落笔，而且善于写复杂的事件和重大的场面，不仅仅是单纯地叙写琐碎的小事，叙述这些琐事的同时是为了反映出更大的主题。

叙事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恢宏磅礴的气势《战国策》里的叙事话语虽然多是纵横策士的风流谈吐，但是合上书，就感觉到一股纵横捭阖的气势便扑面而来。

这些敷张扬厉、肆无忌惮的言论往往能让人感到。

可能只是几个弱小的身躯在书页间活动，但他们却能引起翻江倒海、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

请看《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中，苏秦是如何说服年幼的赵王的：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

故窃本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

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

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以北。

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

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

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

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

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

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函谷关以害山东矣。

如是则伯业成矣。

苏秦的华丽夸张语言，勾勒出了赵国加入合纵联盟之后的动人前景，即描述了赵国不参加合纵，而参加联合秦国的不利之处，又为赵王分析了赵国的有利因素，接着又指出赵王完全可以见建立千古功业而不必用向秦王臣服。

最后，苏秦通过比对秦国与六国的实力，揭示了连横派只为了自己私利的本来面目，且为赵国谋划了详细的参加合纵联盟的方案。

苏秦的语言气势磅礴，铺陈华丽，立意高远，能非常有效的说服和感染赵王。

因此，他的言论获得了赵王的赏识，赢得了赵王的亲睐。

2、深入浅出的表达《战国策》中有着大量寓言和比喻，它们通常是用具体的事物来揭示深刻的道理。

通过有趣的寓言，比如说狐假虎威、危如累卵、画蛇添足、轻如鸿毛、抱薪救火等等，让许多复杂难明的情况和道理就好像一幅清晰的图画展现在人们眼前。

如《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王独不见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

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以是。

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算成．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由于楚襄王的骄傲自满，没有看到秦国已经对楚国垂涎欲滴，虎视眈眈。

庄辛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就好像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清晰而生动的画面使得楚襄王震撼不小。

用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阐释复杂的道理和相应的情况，这些都靠的是纵横策士的智慧，也是《战国策》叙事艺术中的特色和亮点。

3、逻辑严谨的论证战国时期，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策士，是有着很高要求的。

不仅仅要有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还要有过人的智谋和胆识。

他们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

还要掌握各国近期的情况和长远的计划，甚至还要了解统治者的个性与民间习俗。

只有当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之后，他们才能在君主面前进行深入分析，权衡利弊。

可是，如果要统治者接受他们的主张，就离不开逻辑严谨的论证。

比如在《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中：顿子曰：“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顿子曰：“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

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

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

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

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

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

”秦王悖然而怒。

顿弱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顿弱首先用商人与农夫作对比，批评秦王对其母后不孝，既无名又无实，连商人和农夫也比不上。

指责其过失，引起秦王的重视。

然后又由此指出“威不掩于山东”的现实状况，为秦王分析了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为他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并主动要求秦王能够给黄金万两，代表秦国出使六国，从而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

面对这种鲜明的对比论证，秦王自会作出正确选择。

三、叙事手法呈多样化的特征1、语言生动活泼阅读过《战国策》文本的读者都知道，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其中充满意趣的对话，那些对话深深地反映了《战国策》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

第一是劝说型的对话。

这种类型是《战国策》论辩中对话的主要类型，它是立于双方观点有冲突的基础上。

在论辩中，对话的一方需要说服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在《战国策》中出现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触龙说赵太后”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类对话中，对话双方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持对立的观点，论辩双方必须以对方所说的相关话语和观点作为前提而展开论辩。

纵横家们常常用听、观、探、引四种方法来揣度对方的情和理，同时再用其来反驳和论证之前对话中所获取的信息。

在《韩二·楚围雍氏五月》和《韩三赵魏攻华阳》两篇文章中，韩国求助于秦国，而秦兵迟迟不肯相助，韩使就佯装称病，日行一县，并对秦国的大臣说：“韩未急也……韩急则折而入于楚。

”楚、韩、魏三国将要结成联盟，以对付秦国。

“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

”我们仔细看，在此篇文章中，韩国使臣把韩国单方面的危机变成秦国与韩国共同的危机，这里便显现出高超的劝说技巧。

第二是谈判型的对话。

该类对话通常以两种形式在《战国策》中出现，一种是谋臣策士向统治者献计进言，多写策略计划，带有一定的虚无性。

比如在《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中，它的语言形式主要是描述预想的谈判过程。

另一种则是描述实际发生的谈判事件，具有写实性。

就像《西周策·雍氏之役》、《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