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文我将主要谈谈儒家文化对于离中国最近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影响。

首先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做为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了，一般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于公元五世纪前通过新罗传入日本的，这与孔子最初创立儒家文化相差了上百年，但我们现在也从国家的发展和运作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儒学渗透到了日本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从历史的进程中也能够发现，日本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长期引入儒学经典。

我们都知道，一个思想的运用，其核心目的就在于如何能够使自身的统治更加长久，更加稳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众多革新，基本上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

日本大化改新后，首领中大兄皇子以及中臣镰足在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之下制定了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并在其中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召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是必修科目；后来，江户幕府为了稳定社会巩固自身统治，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宣传手段，并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即便是到了促使日本迈入近代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也将儒学作为倒幕的理论依据，最终完成了革新，带领日本迈入帝国主义的大门。

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儒学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日本历史年轮的转动。

但是，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儒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在儒家思想中，历代的学者都提倡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孝和勇，其中，仁和孝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众多的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就不需要过多的举例子了。

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最最重视的，是“忠”，著名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建立在忠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日本社会中，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养子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制度，造成了日本儒家对“忠”字的推崇，无论是日本人的气节、还是刻板、谨慎，归根到底，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深深地烙下了“忠”字。

反而是中国所推崇的“孝”他们并不怎么在意，比方说又一次我看了一个视频，主要画面就是日本拥挤的地铁，有很多老人的脸都贴在了玻璃上，都不会有人愿意为他们让座，这和中国的道德原则完全相悖。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继承了儒学的起源，但后期的发展，完全决定于自身，最终迈向了与中国相离的道路。

可无论它如何变化，都离不开中国儒学的本源。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或者具体应该探讨的是朝鲜。

中国儒学合适传入朝鲜，其确切时间无法详尽考证，多数学者认为，儒学的传入期应以文字记载为准。

公元372年以后，三国相继建立，设太学，教授儒学并派遣留学生，这才算是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之初。

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得到国家承认并广泛传播最初，由于各国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的原因，最先接受儒学的是高句丽，其次是百济，最后是新罗。

自李朝建立直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儒学主要是朱子学的传播，确立了它在朝鲜官方哲学以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

由于儒学符合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古代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吸收儒学。

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德治思想，自此以后，高句丽历代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除此以外，朝鲜和中国一样，都将“仁”也就是“爱民”视作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强调将其体现于政治之中。

另外，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就把儒学的“正名”思想绊倒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在对于文化层面的影响，古朝鲜照搬照抄儒学伦理思想，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
纲纪。

他们以“仁”与“礼”相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并结合“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子对父母尽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大义明道思想，以此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并强调子对父母的孝道是无条件绝对的。

在这方面，与中国十分类似，且于日本完全相悖。

在婚姻制度和丧葬制度方面，古朝鲜人在接受儒家文化后，也相应做出了很大的变化。

从教育方面而言，朝鲜吸收中国儒学的经验很明显，就比方说，他们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科举制，他们的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其实施促进了儒学的深入发展，并巩固了儒学教育成果。

由此可见，在传播的深入以及继承的程度而言，朝鲜是强于日本的，但由于其他的历史原因，朝鲜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越南。

儒学之所以能在越南得以传播，既有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原因。

从地理原因来看，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它与中国的广西、云南山水相连，既没有高山大漠的阻挡，有没有大江大河的隔绝，跨境而居，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非常适宜文化交流和传播。

从历史原因来看，两国人缘相亲，同根同祖，从他们的历史典籍来看，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神农后代，历代的帝王庙中都供奉伏羲、神农、皇帝的牌位，以表示自己不敢忘本；两国自古就关系密切，从秦汉到唐代，越南长期属于中国封建王朝，这段特殊的历史关系也为儒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文化原因来看，越南长期使用中国文字，直到公元13世纪才出现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喃字，但其仍保留了相当多的汉语借字，而且各级行政机关在颁布法律、公告、文书还有民间文学创作之时，仍然使用汉字。

而从社会原因来看，儒学在越南的广泛传播符合当时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加速封建化进程和巩固自身通知地位的需要，儒家宣传的大一统思想和等级尊卑、纲常名教、礼义教化最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特别是黎圣宗，他把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民风各个方面，使得儒学成为了越南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儒学对于越南的国家发展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在越南独立以前，儒学对于加快越南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和民族开花状态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吏、知识分子和移民将儒学的精髓传播到越南，才使得越南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迅速过渡到封建时代。

他们贯彻儒家“先富后教”的方针，积极发展生产，组织民众开垦荒山、兴修水利、加固海堤、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作物产量，而且重视教育，以致人才辈出，在一段时间内还成为了南方的学术中心。

二、儒学对于强化越南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加快越南封建化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

和中国的皇帝推崇儒家思想的缘由一样，越南的统治者们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向老百姓们灌输儒家思想，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和乡规民约，强制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遵照执行；另一方面又通过科举制度，笼络知识分子，选拔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维护自己的统治。

三、儒学思想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成为越南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和名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支柱。

作为一个自身实力不够强大的小国家，越南不免要在帝国主义殖民浪潮中成为牺牲品，从1884年以来，越南先是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来又遭到日本的占领和美国的侵略。

多年的抗击过程中，正是儒家的忠孝礼节和仁义礼智信思想带给了越南人民战斗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越南著名的抗法爱国志士吴德继推崇“汉文即为国文，孔学即为国学”，他呼吁人民用儒家文化抵制法国的殖民文化，并以此为精神依靠和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11年的英勇斗争。

越南儒学在尊重中国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儒学进行了某些改造和转换,使儒学越南化、民族化。

比如:中国儒学宣扬的“忠孝”观念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即大臣要对君王绝对忠诚,儿子要对父母绝对服从。

而越南人则把“忠”解释为“尽忠于国”,把“孝”解释为“尽孝于民”,这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

中国儒学宣扬的“仁义”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主要是指儒者的一种高尚道德境界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而越南儒学家阮荐则把“仁义”转换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行为准则,理解为“救国、救民、安民”。

越南儒学家对中国儒学的那种微言大义、烦琐的注释和考证不感兴趣,他们往往对之进行实用化、简约化的处理,从而使越南儒学呈现出实用化、简约化的特征。

这也是适合越南国情的特征，最终带领越南占据了东亚文化的一个较高的位置。

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代表汉文化的儒学不断走出国门，是社会发展全球化的需要，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

如儒学是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经过千年的实践验证，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以后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重视。

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参考文献：《浅析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
《儒学在日本》
《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