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的诗歌特色看杜甫的人生摘要：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

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古人后启来者。

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二、"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三、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四、"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

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他的诗歌特色各有千秋讲到杜甫的诗歌，必定要讲到大唐的盛衰，他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揉合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

那个动荡而苦难的时期是杜甫诗歌灵感的发源地。

杜甫的诗歌是根植于当时的动荡社会，与日渐黑暗的政治生活糅合在一起的。

在诗歌中既能洞察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现状，有能反映杜甫的人生观，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愤慨。

曾经杜甫也有伟大的抱负，壮志凌云，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仕途的渺茫，使杜甫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端，人民的疾苦，促使他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真实而悲壮，慷慨又悲凉。

杜甫的诗歌跌宕起伏在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

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年轻的杜甫少年气盛，虽然曾参加进士考试而落第，但当时他对社会和人世的阅历都还不深，所以这次落第并没有使他受到多大打击，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很有信心，抱有美妙的幻想。

在落第的第二年（７３６年），他照旧开始了又一次壮游。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生动地反映了青年诗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那种豪放的胸怀，激越的感情以及高尚的品格，而且还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望岳》诗里，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格调。

这首五言古诗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作品。

写作此诗时，诗人才二十多岁。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诗人用设问的句式，极其自然地引出泰山来；又以自答的方式，描绘出泰山巍峨的形象。

诗人仅仅用“齐鲁青未了”五个字，就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它那巍然耸立、青翠欲滴而又绵亘天外的浑茫外形来。

诗论家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只五字，真雄盖一世。

这里所用的“锺”和“割”字，都是别具匠心的。

前者是形容泰山凝聚了所有山峦应具的“神秀”，而后者则是形象地衬托出遮天蔽日、高峻峭拔的山峰。

在诗人笔下，这座泰山真是既神奇，又雄伟！接着，杜甫以“荡胸生曾云，决眥入归鸟”两句，进一步描写泰山的景色及其望岳的感受。

这两句并非完全写实，乃是诗人的假想。

正如王嗣奭所说：“‘荡胸’句，状襟怀之浩荡。

‘决眥’句，状眼界之空阔。

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

”最后，诗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种充满豪迈气概的诗句为全诗作结。

既然诗人面对这座如图如画的神秀峰峦，仰望之中业已使人心胸舒展，神采飞扬，那么何不亲身登上这座山峰之颠，以饱览泰山的风光呢？诗人在这里表现出一种登山的渴望。

“凌绝顶”，正反映了他的远大目光和豪迈气概。

这个“凌”字用的极为贴切、传神，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登临决心，简直跃然纸上。

这两句诗，杜甫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不仅进一步赞美泰山的雄伟姿态，而且也是以此抒发自己勇于攀登，必将腾凌绝顶的壮志豪情。

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年轻诗人的坚强信心和自恃态度，这也是杜甫早期积极进取思想的自然流露。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

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

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

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

又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

二、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

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这里便戛然而止。

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

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

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

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

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

杜甫在长安已滞留了将近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多方奔走，直到这年年底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

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

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

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年（751）杜甫旅居长安时。

诗人的这篇长歌就是表现唐玄宗好战喜功，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诗一开始，就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幅震人心魄的送别画面。

在这幅画面上，兵车轧地，响声隆隆，战马奔腾，昂首嘶鸣。

披挂着弓箭的士卒，夹杂在车马中，一列列地开赴边地战场。

漫长的队伍旁，是众多的亲人，男女老少，在纷乱地哭喊、拽拉、捶胸、顿足，跑着为士卒悲恸地送行。

车马行人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淹没了横跨渭水的咸阳大桥。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原来是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为开拓疆土，不惜用人民“成海水”的鲜血频繁地发动侵略战争。

控诉之矛直指皇帝唐玄宗。

诗人在这首诗里如此大胆地指控，使我们看到一位胸怀正义的伟大诗人，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何等地激愤！接着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又将人们的视野从“行人”及“边庭”的“微观”世界引向“山东二百州”的“千村万落”这一“宏观”世界——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人烟萧条，田园荒芜，见不着男劳力，即使有一些妇女在把犁耕种，也难改变“禾生陇亩无东西”的局面。

这一层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地揭示出“点行频”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役夫长年在外征战不息，家中却还遭官府催租之苦。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是反问句，以往人民是不敢申诉心中的怨恨的，但是现在愤怒的火焰终于喷涌而出：“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且如”二字，意思是且举一例，以见其余。

一句反问，但它却象一柄利刃，一下子就击中了统治者那无人耕作而还要缴纳租税的荒谬逻辑。

征夫的两次反问都是含蓄的，但后一次更显得柔中有刚，义正辞严，体现出他们的恨之切，怨之重。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然而，无休无止的战争却把人们早已被扭曲的思想再来个弯上加弯，这就更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兵役的繁重及其罪恶。

篇末进一步通过描写战场的悲惨景象来诅咒拓边战争。

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行人”对这次出征的前景形象化的预测。

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对“山东”大地的纵览和对家庭濒临破败的预感的描述之后，“行人”的感情象决堤的河水，滔滔的恨浪奔腾汹涌，一发而不可收。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的战争必败。

“行人”这撕肝裂肺、令人战栗的“瞻望辞”，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战争的愤怒诅咒。

诗歌结尾这令人心惊胆寒、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与开头人声鼎沸的画面相对照，则更显示出“耶娘妻子走相送”这生离死别场面的悲惨。

《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

"它如同一页“诗史”。

说它是“史”，因为它具有“春秋”史家纪事的客观性、真实性。

特别是“耶娘妻子走相送”与“哭声直上干云霄”两句与《资治通鉴》中“于是行走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记叙的巧合，则更见出其“史”的价值。

此外，从“道傍过者”与“行人”的谈吐中也可见杜甫“史笔”的严肃性。

“道傍过者”是诗人，但他的动作只有一“问”，且连问的内容都只字未提，这就更使诗的思想主题具有了客观性。

至于“行人”的回话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也与史书中“士卒死者六万人”，“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之记载相合。

《兵车行》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寓情于叙事中。

这首诗无论是第一段的场景描写，还是第二段的答话记述，都充盈着诗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的忧心如焚的“非战”思想感情。

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

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长诗极尽杜甫沉郁顿挫之风。

三、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

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

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

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

唐肃宗至德二载（７５７年），杜甫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出发，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望在战乱中离别经年的妻子儿女。

这时，“安史之乱”发生已将近两年，唐肃宗的抵抗政权虽已进驻凤翔，准备收复长安；但局势仍非常艰难，广大人民正在饱尝着战争的苦难。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

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诗人秉着忧国忧民的襟怀，面对惨酷的现实，以历史见证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将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他诗集中这首最长的五言古体诗——《北征》。

这是他的力作，堪称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史诗。

诗的开头叙述“拜辞阙下”的忧虞不安的心情，用婉转曲折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郁结。

杜甫当时在凤翔政府中担任左拾遗的官职。

拾遗虽只是八品小官，却是皇帝的近侍，对国家大事可以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