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专业汉语言文学学生姓名朱珊珊班级 B中文111学号 1111101104指导教师柳应明完成日期二○一四年七月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摘要：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她潜在的女性中心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突显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
这种女性意识既不同于传统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也不同于现代女权主义作家的性别叙事。
可以说，王安忆的女性叙事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构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特的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女性意识On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s of WangAnyiAbstract: In the novel of Wang Anyi, because the female gender identity of its own and her potential female consciousness, showing different from male writers and female writing and female discourse, highlighting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 value, reflect a kind of distinctive female consciousness. Gender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ale writers, gender narrative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feminist writers. Can say, the female narrative of Wang Anyi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construct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male character, showed some degree of unique feminist color.Key words: Wang Anyi’s fiction; The image of women ;female consciousness目录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 (1)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1)(一)缺乏母爱的童年和生疏化的母女关系 (1)(二)孤独的英雄式硬性格特征 (2)(三)内心深处隐藏着骄傲的弱者意识 (2)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 (3)(一)童年的体验——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萌发 (4)(二)职责的回归——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超越 (4)(三)曲折的表达——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误读 (5)四、女性化的审美意向 (6)结语 (7)参考文献 (7)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的女性意识朱珊珊王安忆是20世纪80年代跻身文坛的当代女作家。
纵观她的作品可以发现,王安忆十分爱写女性,也善写女性,她的作品大部分都以女性为主,尤以上海女性为主。
例如《流水三十章》《流逝》《歌星日本来》《米尼》《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作品写作的对象都是上海女性。
虽然这些女性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命运,但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故事之中却有冥冥之中相似的特性,它们正是作者潜意识中形成的对上海女性的一种评价,从中蕴藏着王安忆内心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
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
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
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由社会层面到心理层面，由“美的结构”到恶的构成。
女性文学对生活的观察和对性别的理解，已由清浅走向深刻、由简单迈向繁复。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和女性主义观点的批评家鲜明性别经验、体验与特征的动机，是为了使女性文学得到以女性本我经验与特质从事创作与批评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西方女性文学相比，中国女性文学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发展状态。
[1]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2]，是妇女解放过程中的深层心理因素[3],以女性主体的自觉为前提与基础，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
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2] 。
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3]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一)缺乏母爱的童年和生疏化的母女关系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有这样特点的女性是很多的。
例如《米尼》中的米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了父母的心理脐带,等他们再次见面,已隔了十几年岁月的迷雾。
米尼的爸爸妈妈在1960年困难时期去了香港,那时米尼才8岁,在小学读二年级。
之后,米尼一直是由她的外婆抚养,直到外婆过世才又见到了久别的父母。
阔别多年的父母与儿女围坐在餐桌边,彼此都十分生疏,多年的怨隙已被时间和形势淡化,儿女之情也变作一桩遥远的事情。
大家都沉默,偶尔说几句话,也像外交辞令一样。
(二)孤独的英雄式硬性格特征孤独的气息弥漫在王安忆创造的女性身上,但这种孤独给人的感觉不是弱者具有的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一种英雄式的、极为清高的孤独。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英雄式的孤独才成就了王安忆笔下的这些女性主人公们所具有的那种硬性格,从而使她们的遭遇独具一种悲剧的美感[4]。
在这众多的女性中,最能集中体现这一特点的就是《流水三十章》里的张达玲。
这个女性简直就可以用孤独的英雄来形容。
她先是失去童年的亲情之爱,后又与社会格格不入,她的性格一直是孤独而冷漠的,她清醒而坚强地面对着父母赤裸裸的偏心、兄妹极度的狭隘自私以及所爱的人的冷漠无情,亲人的冷漠,将她推入了无边的孤独之中,但她执意地维护着这份孤独,直面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从某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这种冷漠和孤独,才使她具备了这种英雄式的硬性格。
她以惊人的耐力,顽强地完成了一件件连男性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部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达玲那种英雄式的孤独,其实,在这种英雄式的硬性格下,隐藏的却是主人公对爱的渴望!《歌星日本来》中的山口琼一出现在内地城市,就以一种孤傲的面目示人,以至于乐团中所有人都无法忍受她的格格不入。
她努力伪装孤傲,强迫自己完成常人都不能想象的事情,在别人的面前,她是个决不认输的强者。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身边虽不乏男性的追逐者,但是没有人能与她长相厮守,相反她本身条件的优越,使得周围也没有一个能够懂她的人。
李主任离开后,她,一个未婚妈妈,只能孤独地承担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多苦,硬生生的扛着,把女儿抚养成人。
其实,这些女性之所以对外孤独地展现着英雄式的硬性格,究其根本是源自她们内心怀有的对家庭强烈的爱,而且为了这种爱,不惜违背本性做出强者的面貌,做一个孤独的英雄。
(三)内心深处隐藏着骄傲的弱者意识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对外表现出一种英雄式的硬性格,但在内心却埋有骄傲的弱者意识,在她们内心十分需要男性的保护。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不能受到男性坚强而有力的保护,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一切靠自己,因此她们在性格上是极其矛盾的,表现出一种外刚内柔的特征。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似乎总是处于男弱女强或者说阴盛阳衰这一态势,男人都像没有长大的孩子,无法应付世事多变,风风雨雨；这样就使女性们内心的期待成了泡影,不但如此还必须锻炼成生活的强者,来保护安慰她们所爱的男人[5]。
《流逝》中的女主人公欧阳端丽在时代的风雨中担负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她的内心里是十分渴望别人来帮助她,但是丈夫文耀、小叔子文光及公公却都手足无措,他们天生只能做高雅的贵族。
文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话:“到了如今,他(文耀)只会叹气。
端丽发现自己的丈夫是这么无能。
过去,她很依赖他。
任何要求,任何困难,到了他跟前,都会圆满地得到解决。
其实,他所有的能力,就是父亲那些怎么也用不完的钱。
没了钱,他便成了草包一个,反过来倒要依赖端丽了。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在怀有康明逊的孩子后,本是希望着他能够帮她承担一点,但康明逊无法帮她,最后王琦瑶在万般无奈下就嫁祸给混血儿萨沙,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张达玲虽然以刚硬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她的这种刚硬是无奈的,因为没有母亲的关爱,没有朋友的贴心,一切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现实逼迫她必须以英雄的强硬面目示人,但是作者没能忍心让她坚持下去,终于给她机会放下了英雄这具沉重的盔甲,使她真实的展现出柔弱女子的一面,最终获得了久违的幸福。
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这些形形色色的上海女性形象正是作者对现代女性思考的结晶。
这些特性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结合对中国当代女性地位、女性生活的思考,孕育而成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作品中上海女性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尤其是英雄式的硬性性格,是基于她对中国女性以及她们所生长生活环境透彻的理解,不但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延续,反而是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5]。
(一)童年的体验——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萌发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
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童年时代)经验的积淀[6]。
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
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
”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
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
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
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