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古典文献的体式第一节作者古代文献，在汉代以前，一般不题撰人，要查考其作者，颇为艰难。

如《诗经》的作者似可从《诗序》中考知，然而对于《诗序》的作者，历来就众说纷纭，或孔子、或子夏、或卫宏、或国史等，其本身都很难确信，以此为凭，更难考知。

历代以来，诗篇中已考知作者的，也只有《节南山》、《巷伯》、《丞民》、《崧高》、《载驰》、《鸱鸮》、《无衣》、《常棣》、《抑》、《时迈》等若干篇而已。

迄今绝大多数诗篇的作者，仍然无法考知。

先秦诸子，题为某子，也所不是他本人亲手所著，实为其后人、弟子、宾客所撰定。

至于辑集成书，题为某子，更是后来的事。

通常是后人将某一学派著作汇集成书，取其代表人物的姓，冠以某子之称。

《史记·韩非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史记·司马相如传》也说：‚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指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由此可见，战国时韩非、汉初时司马相如都未在作品上标着自己的名字。

汉魏文人著作，也不自题姓名。

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未标注姓名，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

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西汉辞赋家枚乘之字)，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东汉文学家)之词。

以采推之，两汉之作乎。

”他认为可能是枚乘的作品，其中《孤竹》篇是傅毅之作，不过也不敢断定，所以只能比较其文采，推断为两汉人所作。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八首题为枚乘所作。

而南北朝梁代另一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又把《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剔除出来，疑是曹植作品。

唐李善注《文选》，在篇题下加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或曰枚乘，疑不能明也。

‛对定为枚乘之作，提出了异议。

直到今天，人们还只能推断，大致是东汉无名氏所作，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

又如《胡笳十八拍》，也因其未标上作者姓名，而相传为东汉著名女诗人蔡琰(字文姬)所作，也曾被学者认定为伪作。

郭沫若经多方考证，反复辩说，先后写了六读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专门文章，断定为蔡琰所作，并非伪作。

然而此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文献自署撰人，即标明作者姓名，大致到魏、晋时期才渐开风气。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风尚、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不同，一些古书经后人编纂、增删、修订、注释，作者在署名方式上也不完全相同。

简单的只标明作者的姓名，或别名，或字号；复杂的则连字号、籍贯、时代、官职、封号、爵号及著作方式等都一一标列出来。

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情况：1、标出作者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官职、封爵、谥号。

如：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为‚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

“汉”为时代，“左中郎将”即官职，“蔡邕”是姓名，“伯喈”乃蔡邕的字。

三国魏时曹植的《曹子建集》，题为‚魏陈思王曹植撰‛。

“魏”为时代，“陈”是封地，“陈王”乃封爵名，“思”即谥号。

南宁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为‚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

“西秦”是作者的籍贯，即甘肃天水的古地名，“玉田生”为张炎的别号，“叔夏”即张炎的字。

2、标出作者和注释者的姓名、时代、学衔、官职及其著作方式。

如：《史记》，卷端题署“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集解，唐国事博士弘文殿学士司马贞索隐，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正义”。

表明作者是司马迁，注释者是裴骃、司马贞、张守节；“汉、唐、宋”为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太史令”、“中郎外兵曹参军”、“国学博士、弘文殿学士”等，分别是他们的官职、学衔；“撰”、“集解”、“索隐”、“正义”是他们参与的著作方式。

3、标出著作的主修、纂修、协理者及其官职。

如：清代重修岳飞的《岳忠武王文集》，卷端题署‚护理河南巡抚等处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兼理河南何谓署，河南布政使河南等处提刑按察使杨景素鉴定，彰德府知府黄邦宁纂修，汤阴知县李林校阅‛。

此书作者是岳飞，编纂者是黄邦宁，其它都属挂名。

“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都是他们的官职。

4、古代小说、话本、杂剧等，曾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其作者也往往受到歧视，所以他们不署名，或不敢用真名而另起别名。

如《英烈传》就未署作者名；《石点头》署名“天然痴叟”，《金瓶梅词话》署名“兰陵笑笑生”等，有些别名已难以查考出作者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们的生平情况。

第二节书名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以前的书籍，一般都不题书名。

有些书名，多属后人追题。

如《诗经》本无书名，后人收集整理时名为《诗》，后来才被称为《诗经》。

韩非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都是单篇别行，《汉书·艺文志》后将其汇集著录，称为《韩子》，直到宋代才称为《韩非子》。

战国时期，游说之风盛行，当时有人把这些游说君王的书信，以及游说之辞搜集起来，以供学习模仿，便编成各种册子，并加上不同的名称，如《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直到西汉刘向校书时，才把收集到的这类书加以整理编次，定名为《战国策》一直流传到今天。

有些古书，在编次时，往往以其首名二三字为书名。

正如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五中所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

‛他这里所指的字书，即《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诸篇。

如《急就篇》的首句，便是‚急就奇觚与从异‛可以印证。

有些古书，还以著者命名书名，大体上有：以作者本名、字号、别名命名；以作者的斋舍名命名；以作者的官衔、封号、谥号命名；以作者的籍贯、居住地、别墅命名；以辑集成书的年代命名等。

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作者本名的，如《骆宾王文集》、《孟浩然集》；字号别名的，如《李义山集》，唐李商隐字义山；《淮海集》，北宋秦观号淮海居士；《陶渊明集》，晋陶潜别名渊明。

斋舍名的，如《玉茗堂全集》，明汤显祖爱有玉茗堂；官衔的，如《阮步兵集》，三国魏阮籍曾住步兵校尉；封号的，如《诚意伯集》，明刘荃曾封诚意伯；谥号的，如《范文正公全集》，北宋范仲淹谥号文正；籍贯的，如《宛陵集》，北宋梅尧臣为宛陵人，宛陵即今安徽宣城；居住地的，如《甫里集》，唐陆龟蒙曾在松江甫里居住过；别墅的，如《樊川文集》，唐杜牧在樊川有别墅；编书年代的，如《白氏长庆集》，唐白居易此书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纂。

此外，古书中还有同书异名和异书同名现象。

同一种书有不同的书名，如《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贾谊集》又名《贾长少集》；不同的书却用同一书名，如南北朝梁钟嵘与唐司空图写的诗文评，均用《诗品》这一相同的书名，唐柳宗元和北宋柳开的诗文集，均为《柳河东集》，唐李贺与宋曹彦约的诗文集，均称《昌谷集》等。

关于自撰书名的起始问题，最早应为《论语》，其书名见于《坊记》，它由门人编纂，所以题此书名。

其次则为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见于《史记·吕不韦传》，这是自撰书名的开始。

汉初淮南王刘安自名其书为《鸿烈》，见于《西京杂记》。

武帝时司马迁自名其书为《太史公》，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

宣帝时则有桓宽之《盐铁论》，西汉末则有《刘向·扬雄所序书》，见于《汉书·艺文志》。

‚东汉以后，自别集之外，无不有书名矣。

‛(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第三节篇章古书编写的体例，常与后来的不同，小篇文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

例如《荀子》书中的《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篇的末尾是：……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礼。

……夫是之谓君子之知。

知。

……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云。

……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蚕。

……既以缝表，又以连理，夫是之谓箴理。

箴。

每一赋的末了都将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

这种重叠，绝不是多余的重复。

这“礼”“知”“云”“蚕”“缄”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卷前四种佚书，题目也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例如其中的里的佚书《经法》，它是一个大篇，其中包括九个小篇，即《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

这九个小篇末的篇名《名理》后，还有大篇篇名《经法》，并证明大篇及章的题目格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佐证。

《楚辞》里的《九歌》、《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其篇名也都写在各篇之末。

就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宋本《说文解字系传》、《玉篇》、《汗简》，也都是目录在正文之后。

至于何时将目录移置卷首，已难确考，大概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目录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也就会很自然地发生这样的变化。

卢文绍在《钟山札记》中说：“《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

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

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

乃后人以其难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于首，……”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不懂古书篇章题目列在各篇之末的体例，甚至把篇末的题目误作衍文而一笔删去，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古代论著往往分为内篇和外篇。

内篇多为作者论学的宗旨所在，义蕴弘深；外篇有全论或附论的性质，比较拉杂、肤浅，不成系统，甚至杂有依托的成分。

区分内、外的编次，始于刘向的校理群书。

最能看出刘向区分内外篇标准的，莫如《晏子春秋》。

《晏子书录》今尚见存，其中说到：‚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并，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题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

‛这里指出，七八两篇之所以要列为外篇的理由。

至于其它之书分内外篇，也大都可能是因为辞旨重复，传闻异辞，或者怀疑书中所说，出于依托。

凡此种种，一般都列入外篇。

周秦子书，区分内外，对后世编著史书和文纂，都产生大的影响。

如果是作者自编的史书和文集，而区分内、外篇的，内篇一般都是作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作品，外篇则多为无关紧要的材料。

像刘知几《史通》的内、外篇，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内、外篇就是如此。

后人所编名家诗文集，其外篇中，常有作者当年删弃的遗稿，重被搜集辑入，甚至杂入伪篇。

总之，外集较内集肤浅拉杂，至于作品篇章佚而复出，后又被收入外集的，那只能是极少数的特例。

古代文献典籍的著录，均以篇、卷为计量单位。

我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以后文章有首有尾的，就称为“篇”，并用以指称整部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