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

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

”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

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

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

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

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

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

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

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

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

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

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

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

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

参考文献[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

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

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

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

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

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

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

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

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

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和戎”的政策，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

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

本文将结合历史背景，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摘要关键词………………………………………………………………………………………………………………………………………………………DANG'ANJIEDU43藩的影响。

曾国藩主张将儒家思想应用于近代化，以衷心、真诚、厚道、尊敬去感化洋人，维持“和局”，即“忠信笃敬”。

尤其当李鸿章看到华尔与淮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从中调节晚清与英法列强的关系时，他更认为在维护王朝统治上，洋人不仅可以信义笼络，而且可以加以“控驭”，为我所用。

这也是其外交思想的另一依据。

将封建道德应用于晚清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明显是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这也足以说明李鸿章对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列强的侵略本性缺乏深刻的、具体的认识。

尽管如此，“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仍是建立在对中外实力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只是受时代和阶级所限，认识不够深刻，但李鸿章对中外局势的分析和认识相对是清醒的且客观的，对敌我实力的判断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大胆提出不同于往常的新思维，主张改变宗法，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年代已经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2.“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完整概括。

对外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对内改变宗法，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可见，“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最终目的，“外须和戎”则是走向变法的主要手段、必然道路。

只有“师夷长技”，变法以自强，才能得到拥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从而达到有效抵御外侮的最终目的。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体现了李鸿章“和局———自强———御侮”三位一体的外交思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近代中国的门户完全洞开，清朝政府的落后、愚昧、贫弱已经完全暴露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成为西方列强的囊中之物，备受摧残帝国主义的瓜分、掠夺、蚕食、侵吞。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足以证明中国军事和经济的落后，“攘夷”外交已不适用当下的时局。

在此种形势下，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

“外须和戎”政策主要是指对于与西方各帝国主义间签订的条约要认真履行，积极维护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尽力避免与西方帝国主义发生战争冲突。

然而即使是李鸿章自己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间签订条约是不平等的，关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内容对中国也极为不利，但此举也绝不是主动受制于人，更不是投降卖国，只是以此为途径为变法争取“和局”，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唯有通过变法自强才能增强国力，取得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改变落后的局面，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

“内须变法”便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指向，也是当时解决清政府面临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总体纲领。

李鸿章的“变法”思想围绕“师夷长技”展开，操办洋务，积极推行官制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变科举，改革兵制，多方位进行社会变革。

尽管李鸿章的变法是在维护原有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之上，变法的成果很是有限，但也不能忽视他在中国自强道路上的贡献，身为封建官僚，但却不同于那些极端排外、故步自封的顽固派，而是主动效仿西方，变法自强，此点已难能可贵。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外交思想，尤其是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有效地推动了晚清政府外交的近代化，在最大可能上使中国避免战争灾祸，为变法自强运动的开展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

二、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1.“以夷制夷”的具体内涵。

作为李鸿章处理对外关系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最早出自南宋的《后汉书》：“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

”晚清政府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加紧对外掠夺，各国间激烈争夺市场，各国间矛盾突出，“以夷制夷”便成为清政府主要外交策略，同时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晚清统治阶层对西方列强从疑忌转向依赖的过程的产物。

李鸿章个人也认为，只有争取国际力量的干预才能维系清政府的生存。

并且，他还认为列强也乐于牵涉其中，因为西方大国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清政府要采取灵活有利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使其相互竞争、彼此牵制，从而保存清政府自身实力，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国家的安定完整。

2.“以夷制夷”策略的应用。

清政府对“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在对日和对俄的外交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联日”到“防日”再到“联俄拒日”，都是“以夷制夷”策略的应用。

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政府多次提出“联日”主张，寄希望于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先后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直至1894年日本进攻台湾，李鸿章的“联日”思想才开始产生动摇。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清政府对日的态度由“联日”转为“防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