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论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精神中国书论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精神关键词：书论；审美；艺术精神人类精神文化最早出现的形态应该是原始艺术，最早的汉字书写行为可追溯到远古的图画文字，但对文字书写系统作艺术性的反省与评价，却始于东汉、兴于魏晋，直至清末。
参与者遍及思想、文化领域。
书法论著是以汉字为依附、以字体演变为基础的美学表象，是以探讨学书技法，考证书体流源，总结艺术构沉为主旨，是浓缩了儒、释、道、阴阳等哲学观念而形成的独立的美学体系，具有极强的人文色彩，可谓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有的景观。
一、人与自然的过分亲和--东方艺术精神的完美体现中国文化的主流一开始就走向了人与自然的过分亲和。
这种现世性格使人们便于在具体的生命中发掘艺术与道德的根源，并在自然的崇高感中汲取精神的畅达和人文自信。
中国书法艺术及由此形成的相关论著，正是这种意识的物化。
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的远古时代，大自然还没有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
山川树木、朝霞夕阳，芳草鲜花非但不是被人喜爱，反而让人惧怕与慌恐，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原始社会的洞穴壁画，只是各种猎物的画象，到了周秦以后中国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山水画，文字中也出现了更多的以花草树木为依据的象形文字。
大自然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标志着人类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有了重要的发展，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力在文字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甲骨文、钟鼎文大都为象物之形，而对结字和用笔并不过多讲究，在当时，书写者无心标榜自己，欣赏者也不会过于多情，文字只是人们体质、力量的表现形态，并非是书工们自觉的艺术追求，人们的审美观照点不在刻写的效果而在造型效果。
这些取象、造型意识，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高度抽象的结果，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立象以尽意"的思想。
日益成熟的书写习惯也逐渐显示出用笔的节律和特征，因此，汉字才有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契合，才有了审美意义。
后来书法由民间书走向了书斋，由工匠的镌刻变成了书家的创作，由实用性走向艺术自觉。
但是这种书写功用的变迁，书写意识的进步并没有影响书家们对自然的顶礼模拜。
便览历代书论，以自然之物象入字者或以其为喻体的书评家不乏其人，汉代的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即立，阴阳生焉；阴阳即生，形势出矣。
”他说"自然"就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书道能够牵动人心，这恰恰是自然之道的体现。
从哲人的角度论述了自然是书法艺术的本源，这种对书道本源的认识与许慎所继承的《周易》中以阴阳两爻的不同组合代表天地万物的组合变化的思想如出一辙。
审美活动是人自觉的精神活动。
美妙的景观如果没有人这个审美主体的欣赏，也就没有了依据，所以说，审美活动离不开人。
但书法艺术的美并不等同于自然美，而是人的创作活动的一种体现，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书法艺术也不是模拟自然的外形，而是撷自然的内在生命，酌其神情妙意。
如果说《九势》（蔡邕著）的自然观还只是单纯地直面自然，并没有结合人心因素来论述书法，那么《笔论》（蔡邕著）中的论述则把书法说成了是人借以抒情的媒介，如：“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在其中，蔡邕提出了书写活动与人创作心态的关系，强调了人的作用，是人把自然之物赋予了人的生命和情感，才使得文字符号系统成为容纳并表现书家情感的艺术形式。
张怀瓘则用"无形之相，无声之音"把书法、音乐和自然万物相比较，深地刻阐明了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即：书法艺术作为禀阴阳之气的人化自然，在达于道时显示了自然"混元之理"但这种显示并不是被动的，更不是常人都可以随意为之的，而是书家的主动创造，他在《书议》中云：“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新意以见其志……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演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
”书法艺术可以表现自然中的突出特征，比实际的自然更清楚、更完全。
与绘画相比，书法并不在意象物之形，所谓的象形文字是对自然和描绘也是高度概括的符号系统，是经过提练的自然，正是因为有了人心与自然的结合，书法艺术在履行实用功能的同时也会在点划之间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文化取向，甚至一个时代的风俗雅趣，如晋宋意韵、唐朝的法度、明清的情趣。
人类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与探索，对人生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认识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但唐宋之后多沿习前贤旧说，并无新意，只是宋人及后来的翁方纲、刘熙载等人有独道之见。
对人生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遍及各学科。
西周初年以来的"易象"虽然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作了初步规范和归类，但尚没有从中总结出一般原则，老子之道是对"易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内在原则给予了高度抽象。
他既承认自然界与人有着密切韵联系，又主张应从自然界的原则去考察人类精神乃至生活方式与自然界的同一性，庄子继承了老子崇尚自然"简"、"朴"的美学思想，并运用人生哲理的形象故事阐译道之精微，比老子更接近艺术的需要，孔子的乐山乐水还停留在比德的阶段，屈原却要面对秀美的山川抒发自己的悲怨。
到了魏晋，玄学对艺术思想的启发使人的本质力量开始在自然景物上得到延伸，并向扩展到文学书法及绘画等方面，出现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一代山水诗人和以钟繇、王羲之为代表的一代书圣，而魏晋时文人也多了一些以自然为内容的风神雅韵，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流觞，支道林的放鹤养马，还是陶渊明的东篱采菊，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万物生灵美的神韵，是人生纯真的诗化，这是中国文人的自然选择，是东方艺术精神的体现。
二、书体的变化与书写美学思想的发展--时代变迁的写照“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语）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当时的生活生产有着必然的联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汉代是让华夏民族骄傲的时代，当哥仑布的祖先们还在丛林中采摘野果觅食，与野兽们争夺生存权的时候，做为一介无赖亭长的刘邦韬晦于汉中，崛起于草野，进登至尊，建立了大汉王朝，已经创造了让世代人敬仰的古代文明，为艺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王朝及时把统治的方式转向"文治"，特别是以书取士体制的实行，造就了汉代书法广阔的发展空间。
形成了自由、奔放、雄豪之美的自然观，这种壮志雄风所形成的价值观无疑播及到文化领域，中国书法艺术意识被充分唤醒，书法创作空前活跃时期，并从实用走向审美层面，出现了《石门颂》、《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一代名碑，这些碑刻充分表现汉代雄浑威仪的时代精神和阔大敦厚的盛世气象，成为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曲千古绝唱。
书学著作出现了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论》、《九势》、书势》等；北魏时期，在北方民族强悍勇健精神的薰陶下，形成了与西汉迥然不同的雄浑拙重的书风；晋室东迁之后，人们似乎不在有汉人的思想宏愿，清谈之风盛行，对自然景物的观照，成了品藻人物精神气质的参照，于是艺术上"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被提出来。
由于唐宋时代的开国皇帝都雅好翰墨，使得书法在政治上有明显的重要性，所以传授技法的书论盛行，所谓的王羲之的《笔阵图》可能就是唐人的伪作，因为风行玄学、信奉老庄的晋人还不太可能将技法重视到这种程度。
隋、唐、五代则用法度的观点来总结魏晋的书法成就，出现了从技巧到书法史，从本质到功能等多种方法论，出现了被称为书坛双绝的《书谱》（孙过庭）和针对时弊大胆批评的张怀懽，书法艺术的自觉，标志着唐代书法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实践之中。
文人的创作实践对书法艺术层面的提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宋代的帝王无论从本人创作还是组织倡导方面都与唐王都不尽相同，宋帝王虽有雅好，但并不象唐王那么专制，尤其是徽宋皇帝，本人的书画创作也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文人情怀，在文化政策上和在和创思想上还算是开明的，因此，宋代没有象唐代一样形成以帝王的喜好而风行的书家，有影响力的却是那些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书家，形成了从官僚书法到文人书法为主流的新格局。
但是最初的文人书法品位并不太高，北宋时期，由于政治动乱，从帝王到官府，在思想上还不能一下子摆脱唐人正统观念的影响，书法只是成为文化工具，多以唐人为师，实用性一直伴随着艺术创作。
欧阳修曾说："余常与蔡君谟认书，以为书之莫盛于唐，书之莫废于今……"蔡襄、李建中等人的："力求学得古人"的思想得到了一时的认同。
但是在宋代以书取士制度影响下的士子是为了求取功名的实用，与秦汉时期把汉字书写做纯粹交际工具的实用的有着本质的差别。
一种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时代变迁了，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往往还停顿在旧有的思维状态中，这时，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具有敏锐头脑的文化人便是首当其冲，从实用为目的的书学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但能够发现大众的审美要求，更能引领时风，成为新兴书风书论的创造者。
宋以前，已完成了各种书体的进化的过程，书法艺术在形式上可以扩展的空越来越小，因此注重从书法艺术本质出发来体现时代风范成为时人所追求的目标，一些卓然不群的书家文人，在继承晋唐传统的基础上，重视以性情与修养入书，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创作实践与书学论著，比较全面地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书法精神，将韵的美学含意更深化了，书法的艺术性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一史历性的进步，突显了文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作用。
艺术往往也是在实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绝不应停留在实用的范畴，完全重复古人的宋人虽在当时颇受俗习推崇，但能够在历史上点有重要地位的恰恰是能够打破旧有规范，推陈出新的书家。
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并不是同步的。
时代变迁对书法思想影响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过程。
初唐时期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王羲之的尽善尽美，重视对古人的摹仿，只是后来受南北朝玄学、佛教及中原儒学的影响才逐渐形成雄伟、强壮、雍容华贵之美，这种大唐帝国的思想意识一直波及到宋代以后，而唐代过于重视端庄、丰满的笔情墨趣，从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后人的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一定是以一个王朝的更迭为标志，在书法意识空前活跃的时代，人们完全可以对前贤的书论汲取营养，将前人的任何一种书体作为创作楷模。
宋人完全可以出漂亮的唐楷，清代大家们自包世臣、康有为尊碑抑帖以来，则又对秦汉字体情有独钟。
因此，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对美的追求所形成的观念不会一下子消失。
必然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谓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唐楷也未必都出自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