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第27卷　第6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 )N ov.,2000V ol.27.N o.6龚自珍论:亦“开风气”亦“为师”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62)[摘　要]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初始时期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先驱人物。

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文中,找不到直接论及“现代化”的语句,但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思维的脉搏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具体而论,首先,他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的风气之先;其次,他开启了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最后,尤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是,他开启了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讨现实问题,“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

[关键词]龚自珍;“更法”;“筹边”;通经致用[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6-0059-04On G ONG Zi -zhenHE X iao -ming(Faculty of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 :G ONG Z i -zhen was the pioneer in the beginning of m 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ho not only started a comm on practice but was als o an instructor.Though we cannot find any lines about m odernization in his literary w orks ,it is not hard for us to feel that the pulse of his thinking throbbed with the metabolism of the s ocial organism when China was trans form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s ociety to a m odern s ociety.With regard to internal policies ,he started the practice of“adaptation ”and “reform ”,and with regard to external policies ,he started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up a national defense ”and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bove all ,he started the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s studying realiti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s ,which is of both acade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K ey w ords :G ONG Z i -zhen ;reform ;build up a national defense ;well versed in classics for the sake of application[收稿日期]2000-04-11[作者简介]何晓明(1951—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研究。

1839年6月,正当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大刀阔斧地查禁鸦片之时,正当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朝野上下一片鼓噪“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之时,47岁的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龚自珍,决然辞去官职,匆匆离京,返回故乡仁和(今浙江杭州)。

归途中,久负诗名但长期封笔的他“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

待归家之日,“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与吴虹生书(十二)》)。

这便是百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己亥杂诗》。

也主要是根据这部诗作,陈旭麓引用恩格斯评价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话,评价龚自珍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龚自珍,字瑟人,号定庵。

其祖、父两辈官居礼部,可称世宦。

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文字学家。

龚自珍才学过人,思想犀利,多犯时忤,因而科场坎坷,27岁中举。

后应会试,屡次不第,直到38岁才中进士。

终其一生,官不过文六品,不仅微闲,且受排挤。

如果说仕途经历提供了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感性基础的话,那么治学生涯则磨砺了他的理性锋芒。

龚自珍12岁起,随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开始受到传统文字训诂学的严格训练,铺垫下厚实的汉学功底。

28岁时,他又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自称“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1](P17)决心从此抛弃束缚思想的古文学派训诂考据之学,而运用讲求“微言大义”・95・的今文学派“春秋公羊学”为武器,讥切时政,倡言改革。

与封建时代的万千士子一样,龚自珍拥有李白式的“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政治抱负,所以,他认为,“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他期待着在现实政治的广阔天地里一展身手。

而当这种企望由于职位的卑微而无法实现时,他仍以“天下忧患”的情怀,关注着江山社稷的风云变幻。

就在龚自珍辞职之前5个月,林则徐受命钦差,赴广东禁烟。

临行之际,龚自珍致书建策,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建议林则徐禁白银漏于海,诛食烟贩烟之徒,且“宜以重兵自随”,注重商战,讲求火器,坚定信念,不为陋儒俗吏所动,“倘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1](P360)文章的最后,龚自珍竟以区区六品之身,奉告一品钦差大人:“我之言,公之鹄矣。

”———我所说的,就是你应做的!好在林则徐颇能领会挚友的一片赤心,并不怪罪,复札称其文“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并以“虽不才,曷敢不勉”作答,且以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诺言。

如果仅仅停留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层次,龚自珍也就不成其为龚自珍了。

而且,仅从上述建策看,也并无什么石破天惊之论。

显然,龚自珍的价值,另有所在。

还是让我们从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去寻找答案。

《己亥杂诗》第123首写道: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盐、铁生产与河工水利,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根本大政。

龚自珍尖锐批评朝廷不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一味依赖东南漕运供给京师粮饷,无限制地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而且,赋税苛杂,将民众逼上屠牛弃农之路,终而导致农事凋敝,国衰民困。

不仅如此,他还将一般的弊政批评,推至追寻“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的层次,指出社会分配的不公将最终酿成大乱: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

……至极不祥之器,郁于天地之间。

郁之久,乃比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

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

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2]“丧天下”的危险,不仅隐伏于社会经济领域,更萌动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更有名的《己亥杂诗》第125首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援引苏轼《三马图赞引》中西域贡马入天驷监,“振鬣长鸣”而“万马齐喑”的典故,指陈在专制政治之下,精神禁锢,言路阻塞,人才扼杀,是非常可悲的。

他企盼神州大地生气勃勃的景观再现,尤其是革故鼎新的俊杰之士能有施展才华、匡济天下的机会。

这样的想法,在龚自珍头脑里由来已久。

前此30多年,他便在《明良论》中强调,君主必须礼贤下士,“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

他还批评“今日用人论资格”,致使“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以惫矣”的“退葸”、“尸玩”之辈占据权要,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1](P278)。

在另一篇《上大学士书》中,龚自珍总结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

”在这里,龚自珍从人材问题的角度,触及晚清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不得不面临的社会改革、“变法”问题。

至于如何改革、变法,他在《己亥杂诗》第44首中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诗句回顾1829年参加殿试对策时的情形。

在答卷中,龚自珍提出关于民生教化、河患、边防及培养与任用人才方面的建议,酣畅淋漓,词锋意切,有如倚天长剑,发出凛凛寒光。

至于建策的宗旨,诗人毫不掩饰其承自北宋名相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所以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龚自珍毕生崇拜王安石。

曾有学者认为,这种崇拜不限于“思想路线”,甚至衍至“生活作风”[3](P182)。

他“少好读王介甫《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王安石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龚自珍以他为楷模,开出疗治现实社会的药方,一方面表明了自己“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1](P301)的强烈革新精神,另一方面也显现了他的政治观念并未脱出王安石式的中古窠臼。

当时就有人议论:“定公得志,恐为王荆公。

”・6・这意味着,即使时世赋予龚自珍以机会,其结局也只不过是给中古式的政治改革史再添上一笔失败的记录,并给龚本人身后留下与王安石同样的毁甚于誉的声名。

从这个意义上讲,“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似乎就不够资格承当恩格斯给予但丁赞语的后半句:“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是,龚自珍毕竟不是王安石。

王安石实施改革,不过是希图为千年老龄的中古社会注入自我调节的健身剂,而龚自珍的改革呼唤,却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奏鸣出开启一个新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

《己亥杂诗》第104首写道:诗的第一句说,隋代大学者王通曾是唐代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老师这一史实,自宋代司马光以后一直受到怀疑。

第二句就此发表感叹:房、杜因为名显位尊,所以享誉千秋,而他们的老师王通,却因为隐居不仕而被后人贬低。

最后两句,联系自身境遇,说平生有幸,未曾招致毁伤,就是只开创风气,而不收徒为师。

,而是出于对前贤遭际不公的反拨,称自己“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绝未曾料想,仕途坎坷、未知“天命”便中年夭寿的他,在其身后的百余年间,竟被世人视作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前驱先路,无数次地被称引,被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