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孟子的儒家社会管理思想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结合道教，佛教思想的。
既然儒家如此重要的影响着我们的思想，那么探寻儒家思想的起源，发展脉络就显得很重要了。
就像人类要寻求人类起源的答案一样。
儒家思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最初的形态又是个什么样子的？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
儒家思想经孔子创立，并由孟子和荀子的发展补充确定了儒家的基本框架。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出仕，为国家效力。
因此其对治国思想的发展尤为重视，提出来一系列的治国理念。
为给今日的治国之道探寻方向，因此我将选取孔子，孟子及荀子当中关于礼法的阐述评论。
“礼法”，指代道德与法制。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社会管理思想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仁”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正如梁启超言，“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仁是孔子社会思想的核心地位。
那么，何为仁？孔子没有直接出明确的定义，在《论语》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等等不同语境来指出仁与不仁。
仁的根本精神在于爱人与推己及人，这意味着社会管理者有义务要将仁爱之心推之于天下人民，这一过程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管理思想之中，就是德政。
《论语·子路》载：自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大体看出孔子德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不外乎表现在教民与养民两大方面。
从次第上说，庶之、富之等养民手段在先，人民在基本生存条件得以保障，衣食无忧之余，则又需教之化之，使之有良好的品性与行为。
这正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要以仁爱之心来治理人民，就不能不关心民生问题，由此可见，德政的首要之务在于养民富民。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之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尤病诸”。
（《雍也》）在孔子看来，要做到博施济众，连尧舜都还有所不如。
因此，孔子积极主张惠民政策，提出“因民之力而利之”，认为这样“惠而不费”。
（《尧曰》）。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
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
（《子路》）
这实质上是把政治活动归结为正己正人两端。
当政者若不能帅身以正，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正是“名不正”的具体表现。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可见，正己是正人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治理与个人的修身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在后来的《大学》才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
对于我们今天的腐败问题的个人没有正身有很大的反思与借鉴意义。
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之一，孔子并不极端地排挤“刑”与“法”的作用。
在孔子看来，社会教化的力量虽大，但是“困而不学”，（《季氏》）者大有人在，要是其所有的人都能从教化而归化事实上几乎不太可能。
因此，刑、政对社会治理来说也有其应有的功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这也就说，仅仅通过刑政等方面的社会控制手段来整治人们的行为，只能使老百姓因害怕受到惩罚而暂时不敢为恶，却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使之自觉地扬善去恶。
反之，如果能用道德来劝导人民，用礼教来规范人民，则不但可以收到良好的社会管理效果，而且可以进而培养人民的道德意识，使之自觉地走上正道。
也就说，孔子认为，行政与法律的手段只能
起到补充教化不足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
孟子的社会管理思想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仁”的思想，提出了“性善”、“仁政”等学说，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开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作为人之善性的“仁、义、礼、智”四者中，孟子尤其重视“仁”，甚至称“仁，人心也”（《告子上》），从而以“仁”来统摄其他三个方面的德行。
孟子认为，施仁政、行王道是平治天下的根本所在。
行仁得的天下，不仁则失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其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离娄上》）因此，仁义之政实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废，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行仁是得人之道。
民心的向背不依靠霸道武力的征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公孙丑上》）第二，仁政是战胜之道。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使天下“定于一”，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认为仁政是战胜不败的根本保证。
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所不战，战必胜矣”。
（《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使人民拥有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防辟邪侈，无不为已。
（《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老百姓如果没有“恒产”，就有可能“防辟邪侈”，违法犯禁。
而一旦等到他们犯了罪，再“从而刑之”，那就是“罔民”（《滕文公上》），即是陷害老百姓。
可见，仁政保民的首要之务就是使人民衣食无忧，做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使“黎民不饥不寒”，从而“养生丧死无憾”。
（以上均出自《梁惠王上》）
那怎么实现养民惠民的理想宏图呢，孟子认为，薄赋税作为重要手段是不可或缺的。
在发展民生的同时，孟子反对取民无度，主张应该“取民有制”，（《滕文公上》）薄赋税以养民之财，所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可使富也”。
（《尽心上》）
孔孟之道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发展的，虽然主张建立“三代”的理想社会，但也意识到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大不一样了，退而求其次，先建立小康社会，然后大同。
孔孟认为民为天下之本，因此要实行仁政，爱民。
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早已深入到每一个中国的日常行为中，对国人的思想影响程度可见之深。
孔孟的主张人际关系上以仁，要和睦相处，相互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对我们的行为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孔孟也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有别，这是不符合当时的要求的。
同时，其主张以德为上，法治只是不得已的辅助手段。
这也是对我们现在强调建设法治国家不符的，过分强调德治就会削弱法治的理念，法治不及，人治还是存在，是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在现代社会，信任并不能代替监督，只有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去监督，才会让人不至于违法违德，在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今天，如果只讲求道德，希望那些官员都具有良好的道德自律，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就显得很重要了，并且让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那样的法才真正对人起到约束作用。
尽管孔孟的儒家学说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缺失，随时有文化迷失的社会上，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文化学说能比儒家更能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因此在儒家的许多主张对于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稳定，指导人们的行动，我们更应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