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包与合同效力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传时间:2002-6-30
原告：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某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一)案情
原告与被告于4月5日订立了由被告(承揽方)为原告(定作方)加工“管帽”的合同。合同规定：由原告提供原料，被告加工100万个某种型号的“管帽”，加工费为每个1元，共100万元；“管帽”分三批交付，第一批35万个于同年10月1日交付，第二批35万个，第三批30万个分别由某铸造厂于次年3月1日至5月1日向原告交货。合同订立后，原告按合同规定交付了15万元定金和15万元预付款。后因市场行情变化，“管帽”销路不畅，原告的几家客户提出减少购买量，原告曾与被告协商变更合同数量，但遭到被告拒绝。后原告了解到被告将加工任务分别转给了三家工厂，被告在与三家工厂订立的合同中规定，每加工一个“管帽”，被告支付0．72元，被告从转加工中每个“管帽”赚取了0.28元。同年10月4日，被告向原告提出交货，原告提出因被告违反合同擅自将加工任务转给他人且迟延交货，原告不能接受货物并支付剩余的加工费，并请求被告返还已交付的定金和预付款。被告提出：双方订立合同时其曾提出过转加工问题，当时原告未表示反对；迟延三天交货是因国庆节放假等原因造成的，原告拒绝收货毫无道理。原告因索要已交付的定金和预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称被告有欺诈和违约行为，请求被告返还钱款、赔偿损失。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对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法院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作为一个技术咨询公司，一无资金，二无设备，显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因而构成欺诈。该合同应可以撤销。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虽是一技术咨询公司，无实际加工的设备，但被告拥有多名技术工作人员，深懂加工“管帽”的技术，而原告正是因这一原因才与被告订立合同的，据此，不能认为该合同为受欺诈订立的合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管被告是否具有加工承揽的能力，原告明知被告为技术咨询公司而仍然委托被告加工，原告本身是有过错的，其不能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也不能以转加工为由追究被告的责任。
(三)作者的观点
我们首先要讨论本案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合同是否属于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
原告认为被告从事了欺诈行为的主要理由是：被告作为一家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明知自己无加工“管帽”的能力，而仍然与原告订立加工“管帽”合同，并在合同订立后，又擅自将合同转包给第三人，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合同转包渔利。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与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和履行合同、承担
责任的能力。如果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该解释第6条也规定：加工承揽合同的承揽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将合同转包给第三人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经济合同转包渔利。对于转包渔利的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我认为，这个司法解释的观点与我国《合同法》的精神相背离，值得商榷。从本案来看，仅仅从被告不具有加工“管帽”的能力，就认定其构成欺诈，理由是不充足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被告虽无加工“管帽”的足够资金和设备，但其具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据法院调查了解，被告拥有多名技术工作人员，深懂加工该种“管帽”的技术，而原告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与被告签订合同。即使被告不具有此种能力，那么，原告在与被告订约时，明知被告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无加工“管帽”的足够能力，原告仍与其订约，本身也是有过错的，其行为性质属于自甘承受商业风险，原告以后以其完全不知道被告不具有上述能力为由，认为被告构成欺诈，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被告并没有从事故意告诉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因为被告并没有在与原告订约时，隐瞒其作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真实身份，并且在订约时就提出过转加工问题，合同对转加工问题亦有所反映，表明被告在订约时并未对原告隐瞒有关其生产能力的真实情况。尤其应当看到，被告在合同订立以后，严格按照合同规定作出了各种履行准备，尽管因各种原因而致使其第一批交货时间延误了三天，但表明其在履行过程中并未从事任何欺诈行为，所以，认定被告实施了欺诈行为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也涉及到履行能力与欺诈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严格地说，合同当事人在订约时没有履行能力，但其本身并没有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没有谎称自己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诱使对方订约，从而占有对方的预付款、定金甚至实际交付的货物或价款，不能构成欺诈。某个当事人订约时没有履行能力，不能排除其以后会有履行能力，即使在履行期到来以后，合同仍不能履行，也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因为如果履行不能是基于一方的过错造成的，那么，造成履行不能的一方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我认为，单纯将履行不能作为欺诈的标准，是不妥当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本案中，被告擅自将加工“管帽”的任务分别转给了三家工厂，被告在与三家工厂订立的合同中规定，每加工一个“管帽”，被告支付0.72元，被告从转加工中每个“管帽”赚取0.28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利用合同转包渔利，因此该合同应被确认无效。我认为，此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卖转包转租等现象是司空见惯的，通过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转包，不仅使当事人获得了利益，同时也活跃并促进了交易，这对搞活流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擅自转包渔利的行为，也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因为擅自转包不过是违反了合同禁止擅自转包的规定，与一般违约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不应将此种违约行为作为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对待。所以在本案中，如果被告确已从事了擅自转包行为，显然已构成违约，可以以其违约为由要求被告承担其他违约责任，而不宜主张合同无效。
那么被告是否从事了擅自转包的违约行为呢？从双方订立的合同来看，合同确实没有对是否允许转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按照《合同法》第253条的规定：“承揽方必须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