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

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
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

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

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

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
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

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

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

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

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

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

例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主人公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出历史深处的残酷、悲壮和劫难。

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

《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

这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
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而是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

《男人还剩下什么》似乎在讲叙一个有关婚姻解体的故事。

但是婚姻解体之后，前妻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它直指人性深处，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可怕的癫狂状态。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篇极为精美的短篇。

它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

8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象。

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止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探求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

与此同时，被“文革”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

因此，“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

长篇小说《平原》无疑是毕飞宇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它以1976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全面展示了以端方为首的乡村青年寻找自己的人生，并由此在狭小的王家庄里演绎了一场场有关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地位相抗争的惨烈悲剧。

其中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意识形态的蒙昧化情境。

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

它既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常识中的某些幽暗区域进行了必要的扩张。

这种对轻与重的精妙处理，使毕飞宇成功地逃离了“意义”对话语的强制性压迫，从而让叙事获得了举重若轻、灵性曼舞的艺术效果。

这种效果的获得，还取决于毕飞宇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冲突何等剧烈，主题何等尖锐，一旦话语进入人物的内心，便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节奏。

如《五月的九日和十日》中，面对妻子的前夫突然光临，情感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作家却让人物彼此间不断抵牾，可就是引而不发。

《玉米》中的少女玉米，无论是面对父亲的情人还是命运的巨变，都保持着一种内心特有的对抗方式，既不剧烈爆发，但也决不屈服。

作者的叙事，始终沿着这种临界状态缓缓推进。

《水晶烟缸》、《青衣》等作品也都是如此。

《唱西皮二簧的一朵》中的一朵成功地利用了一个纯情男子的力量实现了自己近乎疯狂的目的，却被另一个情场老手不露声色地颠覆了。

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毕飞宇的小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节奏，所有的波澜都潜藏在内部。

二、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视角
1、变化和流动的视角
毕飞宇的小说常常采取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来表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

这种变化和流动的叙事视角主要体现在：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运用；第一人称
叙事作品中“叙述自我”视角与“经验自我”视角的交替变化；第三人称叙事作品中的视角偏离和流动。

在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控制中，凸显出毕飞宇明晰的视角意识和毕飞宇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

叙述人称置换的艺术技巧带来叙事态度、叙事情感的变化，造成了文本阅读的亲切感，又使意味深长的语言包含了内在的叙述张力。

毕飞宇小说中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与人们常常谈到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是不同的。

它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平均后的变体。

在小说叙事效果上，这种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可以在表层的富有“距离感”、“客观性”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中增加具有“亲切感”、“主观牲”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从而丰富文本的内涵、增强小说叙事的表现力。

下面以《玉米》中王连方被开除以后玉米一家人的表现为例略作分析。

小说首先从施桂芳写起，施桂芳“从头到尾对王连方的事都没有说过什么。

施桂芳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不停地打嗝”。

这就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客观地、富有距离感地道出了施桂芳的无奈。

接下来“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的描述却自然微妙地让读者感受到这里仿佛有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面对施桂芳“她”不由自主地发出内心的感慨：“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你)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呀)!”文本的叙事视角在这里就由第三人称叙事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