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性看待党内腐败问题？
一、法制、体制建设滞后于经济体制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时期。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这种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如物价上涨、失业严重、犯罪率高、环境污染等，其中也包括出现腐败问题。

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腐败现象会呈现多发易发态势，是因为，一方面这个时期体制、法制建设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在管理上会有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使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会使资源短缺，进而使资源配置不平衡状况加剧，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短，进程快，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根好地建立起来，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没有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民主与法制也还不健全，这就使腐败的滋长蔓延有了客观条件，有易发多发的可能性。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如，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能够激发人们讲求效益，鼓励人们注重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它也容易诱发人们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可以使人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人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托关系跑门子，腐蚀拉拢领导干部，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对此，我们既要努力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新问题，取其长，避其短。

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发展经济，又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克服其消极的一面，防止腐败的发生。

三、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着种种不良因素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有关。

就目前而言，在思想意识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良因素：
1．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封建社会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主要特征：一是残酷剥削。

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能耕种地主的上地。

二是封建专制。

政府由个人意志主持，皇权至高无上。

三是官僚统治。

四是小生产。

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

这种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容易培育出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今不过才50多年，这些封建残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除掉，还将长期存在，而且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旦条件适宜，就要滋长和蔓延。

2．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条强国之路。

但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入，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对党风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

3．改革开放和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主体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观念纷繁杂陈。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发生扭曲，滋长一些错误思想。

4．社会分配不公使一些党员干部产主心理失衡。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在许多领域，个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得到的报酬常常不成正比，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普遍较低，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理严重失衡。

四、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者为获得私利而支出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腐败收益是指通过以权谋私而取得的各种非法收益。

由于腐败人是理性的，是经济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值的主体，因此，当他判断其预期“腐败成本”大于其“腐败收益”时，他将不会实施腐败。

相反，当他判断其预期“腐败成本”低于其“腐败收益”时，他将会实施腐败，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就我国目前而言，在一些领域腐败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

比如，1998年有关部门从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家里搜出来的财产竟达1400多万元。

法院在审判戚人员时作了统计，戚火贵夫妇工作20多年，即使不吃不喝，他们的所有收入也不过20余万元，与1400多下元相差何其之大。

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收益，对于利益主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按经济学原理，任何低成本、高收益，必然同时带来高风险。

但作为腐败，有其特殊性。

一般而言，腐败行为几乎都是与权力的行使结合在一起的，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不仅成本很低或根本就没有成本，而且能不能暴露，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也就世说，风险系数不大。

即使发现了，也往往因法律不健全，许多东西定不了性，就是被判了刑，也往往有轻刑、级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多种手段来减少或逃避惩罚，正所谓“处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

这样，必然导致一些胆大妄为的腐败者趋之若骛。

五、反腐败政策落实不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求全党动手，党政齐抓共管。

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有些地区和部门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不抓工作落实，搞形式主义；有些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对管辖范围内反腐败任务的落实情况没有认真监督检查；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

由于以上原因，党政齐抓共管反腐败的局面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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