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摘要]经济转轨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范式，但研究目标多指向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综合考量这些因素，通过利益－制度这一对核心概念来研究国际－国内、国家－社会框架内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从此视角来看，经济转轨是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政府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国家经济制度的过程。
在经济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结构的把握。
在实践中，国家偏好与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国际力量的冲击，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受到考验。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国内政治；社会行为体[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9－0022－05经济转轨是原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转变。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其一般理论为基础把经济转轨作为经济事件加以阐释，遇到了转轨实践中的难题：有意想不到的俄罗斯的失败，却也有出人意料的中国的成功。
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各理论流派进行多角度的探索，对影响经济转轨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经济转轨研究越来越指向一种政策的出台过程，成为一种政策选择的政治事件。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转轨经济日益受到国际力量的冲击，于是，国内转轨政策的出台被置于国际体系当中加以考察，已经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诉求，也是转轨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经济转轨及经济转轨理论的问题指向从经济转轨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来看，影响经济转轨的各种因素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经济转轨中的政治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以效用价值论和均衡分析为主要工具，强调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策主张是建立市场制度。
然而在俄罗斯经济转轨出现无序状态时，新古典经济学陷入理论困境。
于是，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出现了多种理论逻辑对经济转轨的解释。
如：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强调在发达的市场中强大的政府的作用。
科尔奈用软预算约束造成短缺经济来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斯蒂格利茨用信息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建立了新政府干预观，提出转轨国家走第三条道路，均等地对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既要发达的市场，也要有强大的政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更是直接把问题指向了制度本身，经济转轨被列入一种制度变迁的进程，且制度指向了制度环境(包括宪法制度，是由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等)，似乎只有当政治体制发生重大的变革以后，经济转轨才能取得绩效。
但是当我们把研究指向制度时，根本问题是找到制度生成的基本要素。
正如热若尔?罗兰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在发达经济中早已存在，我们在思考转型经济或发展中经济的时候，往往把这些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尽管它们并不在那里。
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
”于是，经济转轨理论根据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开始分析制度因素，特别是与政治相关的宪法制度因素，也就是说，经济转轨中的政治因素是影响经济转轨及转轨经济进程的重要方面，经济转轨是与转轨国家的政治模式的演进紧密相联的。
2、经济转轨的社会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转轨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理论的缺陷以后，经济学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开始在经济转轨中发现新的理论议题，“从强调市场和价格理论转为强调合同行为以及合同行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
转型不仅仅帮助加强了经济思想重点的这种转换，而且重新引发了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
”热若尔?罗兰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也就是研究政治约束、市场资源配置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强调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由各种制度支撑，强调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且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
在转轨经济体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过程涉及配置资源方式的变化，在实践中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变。
那么，相关的问题是：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驱使经济转轨进行的动力以及阻碍变化的社会力量究竟是什么?国内政治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国内政治又是如何反映国内社会力量的需求的?这些问题把经济转轨的研究引入到国家政治分析的深层领域，即国家社会结构问题，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当经济转轨并不存在市场基础的条件下，社会因素成为分析经济转轨的一个微观基础。
3、经济转轨的国际因素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观点，当今最为典型的转轨经济体――中国与俄罗斯――由一个独立的帝国体系而进入到世界体系当中，成为资本主义商品链中的边缘地区，它们对于世界体系的反应就是对不等价交换和资本依赖关系的反抗，而后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
事实上，在20世纪初，以前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决定了计划经济体系与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环境的不同，这就是转轨国家共有的路径依赖。
也就是说，经济转轨的启动是与世界体系密切相关的。
从世界体系本身的发展来看，自公元1500年前后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凭借其进程内部的逻辑进行空间的扩张”，到19世纪末已经覆盖了整个地球，“几乎吸收了所有其他现在的历史系统”。
“跨国的商品链是从本体系起始之初延伸下来的。
而且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全球性现象。
”当世界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作：一是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
其中‘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
”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就是“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结果。
”但是，“在过去500年里，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无限制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商品链的长度决定世界经济体的分工的界限。
这些长度是随以下几个因素而变化的：必须包括在链条中的原料的种类，运输与通讯的技术状况，以及，大概最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程度。
”只有当经济转轨国家被纳入到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所谓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转轨受到的生产要素流动规律的影响也是经济转轨研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转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正密切关注“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演进的背景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大势去推进和发展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的过程，这是与时代背景及研究议题的需要分不开的。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依据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划分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派别。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利益一制度这一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路径(理性选择)的确定，来“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
”作为一般理论分析工具，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有三个议题――依据社会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政策偏好，国内制度和利益的综合方式，国际层次的国家间互动。
从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了一个基本的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的2×2模式。
从国家经济政策选择角度来看，利益一制度模式是一个高度的简约概括，对战略互动形势下的集体行动问题要给予特殊的关注，认为“制度是指行为者的各种偏好是如何聚集选择或者产生集体性后果。
”以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内容至少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含义是国内结构的界定问题，即国内行为体的划分及其利益偏好的确认；第二层含义是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对于国内社会的影响；第三层含义是国家制度的生成与政策的出台问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1、关于国内结构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框架下注重经验的实证性研究，在经验层面上考虑国家一社会关系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相对作用及其独立性上面。
比较政治研究者认为，“再优秀的体系层次理论也是不完整的。
即便是在面对同样的外部压力和机遇的条件之下，由于国家内部结构(由社会结构、集团和党派联盟而界定)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和集团仍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这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影响极大，在分析国家内部结构时，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
这就提供了理解偏好与制度影响政策选择这样的分析逻辑和基本框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2、关于影响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的分析除了界定国内结构的行为体利益偏好之外，理性主义的分析途径还在于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内部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效应。
把行为者的分析扩大到国际层面，对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分析。
研究议题直接指向了国内结构受到国际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制度变化的过程。
影响偏好的国际因素的界定，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
二是由于建构主义的挑战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补充因素，包括安全和文化等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其90年代以来形成的基本框架容纳了这些因素，进行多要素的分析。
3、关于国家制度生成机制的分析通过国内结构的界定，国际因素影响途径的确认，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制度的分析回归国内。
在国际因素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
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
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
四是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
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
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
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经济转轨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扩展，越来越包容国际关系领域遇到的众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