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史》读后感关键字：俄罗斯通史文化读后感摘要：此书是近年俄罗斯历史方面较有影响、学术水准较高的书籍。

作为一本通史，此书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历史，语言生动，观点新颖，为学习语言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本文将根据其中部分内容表达一些作者对于本书的感受。

1962 年面世的这本《俄罗斯史》，初版迄今已达 45 年，一直是西方了解俄罗斯史的主要读本，也是在英语国家得到广泛认可的有学术水平、有史识，叙事客观、准确、到位的俄罗斯通史，初版之后分别在 1968、 1976、1983、1992 和1999 年五次再版，到了这一版，也就是本书所依据的原版书，已经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

好的学术教材应当力争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每次再版，作者都依据都紧跟历史进程，根据学术的最新进展和当代苏联历史的最新事态，进行必要的增补和修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由于作者年事已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专事近代俄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马克 • 斯坦伯格成为这个最新版的合作者，他提供了最新的当代研究和广泛详实的资料，包括最近公开的档案。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覆盖了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从史前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了俄罗斯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内容丰富、新颖而生动，包括各种人物的生平和参考文献。

作者对俄罗斯的历史分期把握精当、清晰，抓住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与要点，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大公国、到俄罗斯帝国时期、到苏联时期、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时期，彼得大帝以前的历史处理得也是详略得当，重要的时间、人物全部涉及了。

历史脉络十分清楚，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该历史时期的光明面和社会矛盾焦点都叙述得清清楚楚，作者对俄罗斯历史的认识与把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历史既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也是在特定的地域里展开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注重地理对历史的影响，此书也不例外。

全书以对苏联版图范围内的东欧、中亚和北亚的地理介绍开篇，考虑到地理因素对俄苏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作者的这种安排也是此书的一个亮点。

除按远古时期之外，在每个重大历史阶段，不但纵论时间顺序上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也设立专章介绍该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从书稿内容看得出，作者是个唯物主义者，掌握历史辩证法，知识十分渊博。

他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师通过历史事实本身，从影响历史的进程与后果去把握，因此比较客观、公正、全面，例如在充分肯定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放、开明，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对上述三位沙皇的扩张野心、封建专制、残忍独裁乃至其性格对历史的影响，都叙述得淋漓尽致。

它也是一直以来在英语国家使用的俄罗斯通史教材，是叙述历史，不是评论历史。

但是，学界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评述是常见事。

本书作者客观转引不同看法，供读者思考与参考，不展开讨论，点到为止，这样的做法很得体，也可以说是本书的另一特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这75 年的历史，作者也是以十分严肃、科学的眼光审视与叙述，比较客观、公正，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颇，书中苏联时期这段俄罗斯史的叙述与看法，与我国学术界相比，基本相似，没有很大区别，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历史分寸感掌握得很好，不失学术水平与学术良知。

本书的翻译由华东师大东欧和俄罗斯研究中心花费一年时间翻译完成，前后修改不下四次，整体而言，翻译的质量不错，几位译者都是专门从事俄罗斯的专业人员，译文流畅，表述准确。

梁赞诺夫斯基的这本书收获的众多赞誉里，本来就有文采出众这一项。

在资料室里查找出版制作花絮，才知道顾兆敏老师当时在挑选译者的时候也担心原文的神韵能否原汁原味地保留，他收到译稿后，前面的翻译都令人满意，但最后十章，也就是“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这两个部分译文比较粗糙，不能令他满意，幸好经过仔细推敲润色后终于达到了他的要求，这才得以出版，我们这才能看到。

1俄罗斯素来是一个史学昌盛的国家 , 从基辅罗斯时期修道士编写历史 , 到帝俄时期职业史学家撰写历史 , 再到苏联时期历史学家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历史 , 以至今天俄罗斯历史学家致力于向新史学的转型 , 已将近千年。

其间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 , 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

然而, 俄罗斯史学素来不为西方所重视 , 帝俄时期是如此 , 苏联时期更不在话下。

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在他的史学史名著中将 19 世纪的俄罗斯史学纳入“诸小国”一章 ,只给予了两页半的篇幅2; 而美国史学家汤普森在自称“全面而连贯”的《历史著作史》中, 将马列主义史学附于“东欧和巴尔干诸国”一章中 , 也只是几笔带过3。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会 , 近百年来俄罗斯以及苏联是我国的关注中心之一 ,但对俄苏的历史研究依然处于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相对称的境地。

无论是对俄苏史的研究和撰写 ,还是对国外有关俄苏史研究的翻译 ,都非常薄弱4,而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方面 , 更是少之又少。

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间, 国内翻译了几部苏联历史学家撰写的苏联通史 , 如潘克拉托娃的三卷本《苏联通史》和《苏联史教程》、涅奇金娜的两卷本《苏联史》以及一些所谓的“简史”和“史话” , 但对帝俄时期的优秀历史著作完全视而不见。

苏联解体之后 , 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在翻译出版了苏联史学奠基人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后 , 也翻译出版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前三卷（可惜至今未能完璧）, 同时当代著名史学家米罗诺夫的巨著《俄国社会史》也得以翻译出版。

但其他如卡拉姆津、索罗维约夫、米留科夫、科斯托马罗夫的通史性著作以及当今影响甚大的萨哈罗夫的《远古至今的俄罗斯史》仍然没有中译本。

在俄苏史撰写方面 ,80 年代中期孙成木等人的《俄国通史简编》是我国俄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 此后一系列俄国史、苏联史著作随即跟进 , 但是研究苏联时期的多 ,研究帝俄时期的少。

这种现象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所改善 , 但力度仍然不够。

与此同时 ,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国家俄史研究的关注非常缺乏。

从 20 世纪初开始, 西方学界对俄罗斯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研究力度逐渐加大。

美国早就形成了“斯拉夫学”、“苏联学” , 苏联解体之后又出现了“俄罗斯学” ,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联成一体 , 其中历史学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我国介绍得很少 ,几近于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学者所著的《俄罗斯史》5具有重要意义 , 可以让读者比照俄罗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研究和写作风格。

《俄罗斯史》的主要作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是美籍俄裔学者。

他于1923 年12月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早年随父亲瓦连京•梁赞诺夫斯基移居美国，完全在西方接受教育。

1 943年他毕业于俄勒冈大学 , 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1943~1946 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

后来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迈克尔•卡尔波维奇教授, 并于 194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由于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优秀的成绩 , 他随即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 , 于 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返回美国后 , 他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任教 , 执教了 8 年。

自 1957 年起任加州大学欧洲史教授 , 直到退休。

他一直是美国俄罗斯学会的成员,1987 年被选入美国科学促进会。

梁赞诺夫斯基学术成果丰富6, 但最有盛名的则是这一部作为教材的《俄罗斯史》 , 自1963年发行第一版后 ,至今已是第七次再版 , 并且被译成多国文字。

写作通史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决非一件易事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对一名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来说 , 撰写一部俄国通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毕生的智力和学识的一种陈述”。

一般来说, 通史需要在“通贯”和“全面” ,即纵、横两方面下大功夫 , 既需要作者有“史学之通识”和“纵横之眼光” ,又需要作者在具体历史问题上有缜密独到的材料功夫。

中国史学家钱穆在谈到写作中国通史的时候,曾如是说: “必求一本全部史实 ,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 ,不骋空论。

制度经济,文治武功 , 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 ,阐其演变之相承。

而尤要者 ,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 , 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 ,, 上自太古 , 下及清末 , 兼罗并包 , 成一大体。

”7在俄国史学上 , 帝俄时期一些史学家的通史性著作 ,出于不同的“史观”, 体现出各自的“通识” ,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如俄罗斯学派、国家学派、西方史学派、斯拉夫学派等。

梁赞诺夫斯基的《俄罗斯史》在“通贯”上显然也一目了然。

从结构上看 , 这本书将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分为七个部分 , 从史前时代开始 ,一直讲述到普京执政时期, 涵盖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联邦 , 展现了俄罗斯波澜壮阔的一幅幅历史画卷。

与苏联时代史学的传统分期和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新分期8不同, 这种历史的分期方法清晰明了, 既体现出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国历史的“间断性” , 即每个时期在俄国的历史上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同时亦体现出作者不认同苏联时期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对历史的架构。

构架是基石 , 当我们随着作者具体深入到每段历史时期中去的时候 , 我们真正发现作者是“通家”。

作者一般在每一个部分的前面叙说基本的史实 , 因为这是一部教科书 , 所以作者在叙述史实时力求简净 , 去除多余的枝蔓以节省篇幅 , 直接切入到俄罗斯历史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 同时引入各个历史学家的看法 ,带动读者的思考 , 从而避免了流水账似的史实铺陈。

例如, 在第三章“基辅公国的建立” 中,作者直接引领我们进入关于基辅罗斯起源的争论中。

对于诺曼起源说 , 作者引用了《往年纪事》中的描述以及支持该说的各种判断和论据 , 同时对该说在文化领域中存在的疑点进行剥析 , 即当时斯堪的纳维亚比第聂伯河流域更加远离诸文化中心及多种文化的集聚地 , 诺曼因素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甚小 ;此外关于“罗斯”部落和“罗斯人”是否存在以及它们的来历 , 作者也通过正反两面的观点细加考察。

作者不赞同诺曼起源说 ,但也不是全盘否定 , 而是建议对其进行批判的看待,认为“历史学家离开了证据，就会自取灭亡”。

又如，作者在讲述17世纪“混乱时期”之后，对其性质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价。

他并不急于树立己说，而是先引述在此问题上的各家权威观点，如普拉东诺夫认为“混乱时期”的结局对俄罗斯具有积极的影响，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国家的胜利，对国内各个稳定的阶级意味着一场社会胜利，它增进了民族感情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对公共权利和义务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