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激情理论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周晓平收稿日期:2006-10-17作者简介:周晓平(1968-),男,江西泰和人,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嘉应学院中文系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十九世纪末的西方尼采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鲁迅,历史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结合点。

尼采思想与鲁迅的文学性格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尼采思想　鲁迅　文学性格　反叛与批判 中图分类号:I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07)02-0081-(04) 如果说20世纪爱因斯坦是科学创新的典范,那么尼采就是西方思想创新的源泉。

尼采的一生由读书、教书、写书构成,其中大半生在学校度过,所以他对个中的甘苦、利弊深有感触。

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对旧传统体制的批判和对创新模式的构思,可以说尼采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教育家。

尼采的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充满了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它是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基础。

他的理论深化渗透到我国现代文学思潮领域,它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某些文艺观点和某种艺术手法上,而且渗透在中国作家的思想里,并侵润到他们文化性格中去了,而其中表现突出的就是尼采之于鲁迅的深刻影响。

一上帝是两千年来西方世界最神圣的偶像,但是尼采向人们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必须自己担负起责任,独自走向创造之路。

如果不是他首先告诉人们“上帝已经死了”,那么各种荒诞不经的道德禁律和宗教骗局将牢牢捆绑着人们,将人们的创造意识控制到最低限度。

从哥白尼、伽里略的遭遇我们即可窥见一斑,即使近代科学的始祖牛顿也不得不将第一推动力归功于上帝。

自从尼采之后,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就打开了千年的闸门,创造的洪流滚滚而下,各种新思潮和新学派像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

应该说,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对于创新教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创新思想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偶像崇拜和权威禁锢。

敢于质疑、勇于突破、善于超越。

如若“偶像”一旦被供奉,创新就失去了前提和可能性。

因为任何超越都将被指责为僭越。

我国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都是在“四书五经”中穷尽华年的。

李贺、黄宗羲、康有为等人试图突破,便被视为异端。

直到“五四”才开始突破几千年儒家封建传统束缚,出现英才辈出、百家争鸣、潮流更迭的创新高潮。

所以,创新思想的产生前提,就是要打破偶像,解放创造力,激发创造尼采打破偶像、重估价值,是为了超越传统而达到更高境界,创造新人,创造新世界。

这就是尼采所倡导的“超人”精神。

“超人”并非另一个上帝,也不是一个新偶像,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趋向,“超人”是一种完全发挥潜能、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状态,是人的创造力的凝聚和爆发。

永远超越、不断创新便是“超人”。

尼采写道:“个性弱的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力”,不能超越自己,则无创造可言。

尼采在强烈批判宗教“奴隶式道德”的同时,提出了他的“超人”的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不要做宗教精神及专制压迫下蔑视个人地位和权利的牺牲品,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建、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享受努力奋斗的成就,即使是失败,只要永远在奋斗,也是最有价值的自2007年第2期No,2,2007 九江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总第139期)(Su m N0139)我实现。

这种“超人”就是超越平庸无能的人。

尼采最常用的词之一就是“勇敢”,他的第一意念也许就是“勇敢地成为你自己”;他又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力”。

他这种英雄主义,不难让我们想起中国《周易》中伟大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尼采的生存哲学和主张,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生活及思想。

若干年来,我国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它要求人们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这种文化氛围造就了大批缺乏个性,不敢越池雷一步,迷信权威,迷信祖宗,没有创造精神,被动接受填鸭式教育的知识奴隶。

由于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教育制度中的不利因素,使我国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和限制。

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的体现。

追求个性与自由的人,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独创能力,创新在本质上就是追求新意和差别,如果因循守旧,求同存异,千人一面,则无创新可言。

尼采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自我。

”这个独特的自我要“创造出一轮自己的太阳。

”因此,他一再要求人们“成为你自己”,“成为我,成为新人,独一无二的人。

无可比拟的人,自我创造的人!”[1]我们的创新教育应该注重塑造具有个性的创新人格,创新人格是一个人进行创新、发明的人基础,是创新者必备的良好的、持久个性品格。

可以说,文化更新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作为人的独特素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使其成为能够自觉、自由创造的人。

我国对于尼采思想并不陌生,百年之中,先后兴起过三次“尼采热”,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将马克思与尼采及时介绍给国人,接着陈独秀、鲁迅、溥斯年、田仪、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化先驱,都表现出对尼采的极大热情,思想和创作受到了很大的激励。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第一条中,即以尼采思想为武器抨击“忠、孝、节、义”为“奴隶之道德”。

尼采是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他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破除传统固有观念,在突出人的个性基础上,展现人的创造能力,贯穿人的创造本质,这些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创新思想的发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对尼采创新思想要合理化地吸收,辩证、历史看待其某些偏颇之处,以起到借鉴、启迪作用。

二有“中国尼采”之称的鲁迅,热切期望借尼采思想给旧中国注入新鲜的血液,改造守旧懦弱的国民性。

他一生极其重视译介外国文学,他坚信打破各民族文化的“最平正的道路”惟有文学。

鲁迅的文学性格浸染着尼采的思想,他用尼采的精神理解西方理解西方现代进化论思想。

他认为近代中国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却不了解西方文化精髓在于顺应进化生存规律而崇尚个人抗争。

因此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之根本弊病,并未因为学习西方而有所触动。

此时的鲁迅几乎一无依傍,不仅否定了传统,也失望于晚清思想界浅薄的“维新”与“西化”,他并非皮毛地抄袭所谓的民主政治,更不是生吞活剥地搬用各种主义、学说,而认为“首在立人”,树立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这样社会群体才能发展。

他因此对西方19世纪末崇尚个人“主观意力”的“先觉善斗之士”的尼采之流深表敬意,认为他们代表了文化上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非众数”,足以矫正文明“偏至”的新思想,是真正值得国人倾听的“新声”。

“新声”就是“心声”即内心反抗的呐喊,而这正是文学的根基和出发点。

文学应是沉醉了的个人为着打破中国传统悖于进化常理的“污浊之平和而发出的反抗的心声”,在现代,它将是国人能否挣脱“荃才小慧之徒”,蹈袭西方文明的“偏至”而生的维新西化思想是否敢于“自别异”的关键。

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是鲁迅区别于其他近现代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所在。

鲁迅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最伟大的文学家,其文学性格深深地打上了这些思想的烙印。

尼采将人类分为超人和庸众,超人蔑视庸众,当然是孤独的。

鲁迅所言,“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

”《自选集序》他当然也是孤独的。

鲁迅这种浓重的孤独感同样产生于荒诞的现实,但既不是蔑视庸众的超人的孤独感,也不是由冷漠和浑噩而产生的孤独感,而是革命战士不为群众所理解的孤独感。

早在青年留学时期,鲁迅就尝到了孤独的滋・28・九江学院学报 2007年第2期味。

那是在办《新生》杂志流产之后,他想通过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的理想遭到了打击,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

他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人生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呐喊・自序》)他这种孤独是透人深骨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起来呐喊,据他自己说,那是“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为了配合前驱者的步调,鲁迅“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2]但鲁迅在此时也并未完全驱除孤独感,所以在《药》的结尾,仍留着安特烈夫式的阴冷,在《头发的故事》里,又通过脾气乖张的N先生,表达了对世事的愤慨。

五四运动退潮以后,鲁迅形容自己的处境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他的孤独感更加深了。

《彷徨》里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都描绘了不为人所理解的改革者的孤独的身影。

不但是有形的孤独者形象,而且无形的孤独感在《彷徨》里也比在《呐喊》中表现得更为浓重。

这是作者的心境使然。

鲁迅自己曾说,他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虽然还做小说,但“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3]而将孤独感表现得更为深切的,是收在《野草》里的那些散文诗。

《秋夜》里那落尽了叶子,被打尽了果子,但仍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其身影是孤单的。

两篇《复仇》里持刀人和耶稣的身影也是孤单的。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围观,没有人对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只想看热闹,“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之意”,给路人们无戏可看,使他们干枯到失了生趣,以此进行报复。

而耶稣的复仇手段是,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的身影更为悲凉。

她曾在苦痛与羞辱中出卖自己的肉体来养活女儿,但到老来却为女儿一家所怨恨和鄙夷。

她梦见自己在深夜中走到无边的荒野,赤身露体地站在荒野中央,于一刹那照见过往的一切。

她于是举手向天,口唇间漏出非人间所有的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

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7]在这里,悲凉的身影充满了悲壮感。

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个战士,他虽然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因为他“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于是在《死火》里,我们看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在《希望》里,作者引用了匈牙利战斗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