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六书”“三书”肖方平【摘要】The theory of ＂六书＂（Sixshu,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defines the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It is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Chinese formation,but not a way of coinage.Xiaozhuan（a style of calligraphy） is used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六书＂theory,by which to reflect the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Xu She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in analyzing Chinese characters,but there are ter,Tang Lan,Chen Mengjia and Qiu Xigui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三书＂（Sanshu,the Three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on the issue and made some innovation.Nevertheless,there are still problems.In this paper,major viewpoints of these experts are analyzed in the time sequence.Thei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value and shortcomings are also discussed.%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
＂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
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3)006【总页数】4页(P55-58)【关键词】文字学史;“六书”;“三书”【作者】肖方平【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银川75002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22一“六书”最早出现于《周礼》。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1］此时“六书”并没有具体的名称和分类。
西汉至东汉，班固、郑众、许慎先后对“六书”进行了阐释，如下:《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2］郑众注《周礼》: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3］《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4］班固、郑众只是简单地给出了“六书”的名目和次第，许慎不仅列出具体名称，还给“六书”下了定义并举出例字。
后世讲六书，一般都用许慎的名目取班固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以及假借。
《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经典的文字学理论著作。
该书确立了六书理论，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是研究汉字的纲领，是传统文字学的基石。
“六书“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局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许慎把造字方法、结构类型、用字方法都放到一个层次里，但在分析造字方法时，却只用了四种，没有“转注”和“假借”;许慎给六书下的定义过于简单，界限不清楚，意义不够明确，所举例证有歧义;“六书”立足小篆分析汉字构形，当时小篆已经开始符号化，图画性差、抽象性强，象形、指事、会意很难从字形分析。
到南唐时，徐锴提出了“六书三耦说”，把“六书”分为三类。
他指出: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
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事之别。
然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
假借则一字数用，如行(茎)、行 (杏)、行 (杭)、行 (沆);转注则一义数文，借如老者，直训老耳，分注则为耆、为耋、为耄、为寿焉。
凡六书为三耦也［5］。
徐锴把“六书”分为汉字的初始、汉字的发展、用字法三个层次，此举对打破学界对“六书”的迷信有巨大贡献，“开启了历代对六书的再阐释”［6］。
宋代的郑樵对“六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六书略》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字也;假借，文、字具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谐声、转注一也，谐声别出为转注;二母为会意，一子一母谐声。
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可谐者，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
”［7］“郑樵《六书略》以六书为纲统编全部汉字”［8］，这依旧沿袭了许慎“六书”是造字之本的观点。
张有《复古编》:“象形者，文之纯，肇于此;指事者，文之加，滋于兹;会意者，字之纯，广于此;谐声者，字之加，备于此;假借者，因其声、借其义;转注者，转其声、注其义。
文字之变化无穷矣。
［9］他认为象形、指事是文，会意、谐声为字，假借、转注是“文字之变”。
文、字和“文字之变”是两个层面。
在汉字构形理论研究方面，后世学者在许慎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从原来“造字之本”一个层面发展为构形和用字的两个层面。
明代杨慎首倡“四体二用”的观点，他在《六书索隐》中说:“六书以十分计之，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
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
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
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
假借者，借义不借音;转注者，转音而注义。
”［10］杨慎的“经纬说”无疑是承徐锴之前启戴震之后，对“六书”是造字之本这一传统理论有巨大的冲击作用。
清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戴震是最早明确提出“四体二用”说的学者，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中指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书之体止此矣，转注、假借所以用文字者，为字之用［11］。
戴震把“六书”区分为“体” “用”，实际是把六书分为了造字法、用字法两类，。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
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12］足见对其师戴震“四体二用”观点的尊崇。
之后，王筠和朱骏声依旧延续此观点。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叙》:“天地之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后有有意与事。
四者，文字之体也。
意之所通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
二者，文字之所用也。
”［13］王筠《说文释例》:“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
或疑既分经纬，即不得名曰‘六书’，不知六书之名，后贤所定，非仓颉先定此例，而后造字也。
”［14］此后，“四体二用”之说被广为接受。
“四体二用”的提出是对“六书”理论研究的巨大突破和创新，在理论思辨与方法论上给后世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他们由单纯地从汉字构形上去解说转注、假借，转向从文字的记录功能中寻找答案，这为正确解释转注、假借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汉字构形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
二由于“六书说”并不是尽善尽美，还存在诸多不足，后世学者尤以近代以来的学者为甚，他们努力摆脱传统“六书”理论的束缚，提出新的汉字构形理论，其中“三书说”影响最大。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首先提出“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15］。
在《中国文字学》中又分别做了解释:“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和象形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形声字的特点是有了声符，比较容易区别。
”［16］唐兰先生总结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形意声是文字的三个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16］刘又辛对唐兰“三书说”的评价是:“近代文字学家第一个提出‘三书说’的是唐兰先生，他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六书’传统，指出‘象形’‘象意’ ‘表声’的‘三书说’，可以说是汉字学领域内的一次大胆的革命性新说。
他的破旧立新之功在学术界已有定论。
”［17］其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对唐兰“三书说”提出了四个问题:“其把‘三书’跟文字的形意声三方面相比附;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文字留下位置;象意、象形的划分意义不大;把假借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
”［18］例如“上” “下”两字，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中分别是象意文字、象形文字。
陈梦家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把“三书”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类。
《殷墟卜辞综述》认为: “象形、假借、形声不是三种预设的造字法则，只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
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变作了音符，是为假借字;再向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音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
形声字是汉字发展的自然结果。
”［19］而实际情况是假借字在汉字字形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汉字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陈先生观点值得商榷。
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包括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
他说:“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
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或音符字。
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
这样分类，名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
”［18］107班击庆的《汉字学纲要》评价道:“裘锡圭的三书说使汉字结构类型问题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同时可以大大减少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分歧，具有很大的价值。
当然，三书说在分类及其界说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为汉字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裘锡圭先生所分名目过于繁多，不便于记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