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送日军俘虏大会上，八路军战士在唱歌
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日军被俘？
日本士兵向来以难被俘虏著称，抗战期间有多少日军被俘虏众说纷纭。
中共对外公布的战报有过俘虏日军人数的统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一共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军投诚。
被俘日军总数为6959名。
但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八路军、新四军俘虏日军约2400人。
还有常见的研究数据称，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人数7%，1942年为18%，1943年增到48%，到1945年主动投降日军比例升至125%。
而国军俘虏了多少日军还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在一些战俘收容所和大战役之后有零星的数据。
国民党方面设立过两个日本俘虏收容所。
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位于西安，后迁宝鸡，从1939年到抗战结束，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1939年以前八路军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日军战俘上交国民政府。
图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后设在贵州镇远县，1944年后又迁于重庆。
该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重庆分所大约关押过约400人。
作为对外公布的战报，国军公开的数字也肯定有夸大。
据称，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人，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人，印缅远征军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这还不包括一些小规模战役俘虏的日军数量。
相比于中共军队宣称俘虏的近7千人，即使把国军两个战俘收容所的俘虏人数和战报中俘虏人数相加，大约也才2600人左右，远远低于中共军队俘虏的人数。
而日本方面的数据，跟国军数量较为接近。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随着遣返输送的进展，由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
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
”可见日本方面的数据只有不到2000人。
不过冈村宁次统计的仅仅是日军士兵，不包括随军家属、役夫，还有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部分已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也没统计进去。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部队，击毙日军1000余人。
这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次完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不过，这场战斗中却没能俘虏一名日军士兵。
日军战俘难抓的原因，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曾有过总结：“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
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
平型关大捷一个月后，115师343旅再度伏击一支日军部队，才抓住了第一个日军俘虏，还是八路军旅级参谋长陈士榘带人在一间屋子里抓住了这名俘虏。
经审讯，这名俘虏是日军第20师团第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膝幸夫。
国共如何对待日本战俘？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命令：“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
抗战早期中共的宣传都是抓住日本战俘后迅速释放。
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还要求“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
”据一些日本老兵介绍，为了防止被释放的日本俘虏影响士气，而日军长官通常都将获释俘虏一律处死。
1940年后，中共将释放改为教育改造。
日军战俘一旦留下，所享受的规格待遇很高，比如彭德怀曾要求解决日本战俘的洗澡问题，刘伯承曾拎着一桶酱菜赶上百里去看望生病的战俘山田一郎。
图注：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从莫斯科到延安从事战俘改造活动，野坂1940年5月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之后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延安开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野坂担任校长，学校的学员从11人发展到300多人。
这些学员参与书写反战标语，还有用扩音器直接同日军士兵谈话，增涨其反战情绪。
八路军对日俘极为优待，伙食费比较八路军菜金增加一倍，伙食尽量供给的是大米或白面等。
工农学校的学员早晚餐两三个菜，周六加菜，甚至有白酒喝。
每个学员每月固定的3元津贴，与八路军连长待遇相同。
在当时延安，3元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
有技术俘虏往往被视为宝贵的资源，比如日军医生一般都会被安排在机要部门下属的医院中工作。
在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三百抗日英烈名录中，还有一名日本人宫川英男，他在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经改造教育后成为共产党员，1943年由野坂参三调派到山东长清县作敌伪工作，在被日军包围后为了不被俘虏举枪自杀。
包括宫川英男在内，共38名经改造教育后的日本战俘在对日作战中战死，延安方面对这些人评价颇高。
1944年，八路军曾与日军有过一次交换战俘。
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坠落，中尉飞行员山田井马被民兵活捉。
没想到山田是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
渤海军区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并尽量扩大交换中方被俘人员的数量。
之后双方达成交换协议，日军释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八路军则释放了山田井马。
随后，日军按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被俘人员30多人。
由于国共两党的日俘政策都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制定的，大致上相同，在具体的改造形式上有所区别。
有意思的是，目前大陆方面宣扬共产党优待俘虏的资料特别多，但涉及国军抗战中俘虏政策的资料极少，其中原因值得玩味。
近些年网上一直流传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甚至数量达到1200人，但这无从证实，恐非历史事实。
国军在抗战中曾经有过杀俘虏的情况。
林彪1937年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就明确提到过“‘华北军队’曾活埋、火烧日军俘虏”。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也提到过：“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
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
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
”在滇缅会战抗战老兵的回忆中，也有过杀俘虏的情况，当时中日仇恨过深，杀日本俘虏的情况在所难免。
被国军俘虏的日军
与共产党采取的就地改造，有一定觉悟后再送往延安不同，国民党对日俘的管理采用的是收容所的形式进行集中管理，并建立了第一、第二战俘收容所。
第一战俘收容所的日俘们一律剃着光头，穿着灰粗布的外套。
如果不是大都穿着木屐，从外观上看跟当地百姓区别不大。
战俘们每天都会有运动的时间，主要是在操场上打篮球。
第一战俘收容所以日语教育家汪大捷为所长，他提出按照学校教育的方式来管理战俘。
1938年，战俘营被命名为“大同学园”，校训是“德法世仇，中日殷鉴；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第二俘虏收容所别名“和平村”，在贵州镇远期间，管理人员坚持善待俘虏的原则，挖水井、修澡堂，建医务室，带领日俘上山挖野菜野果，下河游泳捕鱼，同时允许日俘读书看报。
国际红十字会派员到这里考察，认为和平村优待俘虏，教育管理完善，俘虏的伙食比中国前线士兵好。
在国统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受聘于国民政府进行战俘改造教育，领导成立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1941年3月16日，发生成仓进等8个盟员逃亡事件，有些盟员还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
1941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反战同盟，思想不稳”，由政治部下令解散。
全体盟员迁移到镇远第二战俘收容所，实施“再训练”。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镇远组织150多名日本战俘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编印反战刊物，并演出反战剧目和歌曲。
国军的战俘管理混乱，让美国外交官约翰·艾默逊也印象深刻。
他在参观了国民政府府的重庆日俘收容所后说：“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本人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讲话，其中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
当时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再称战俘，而称为“徒手官兵”。
战后国民政府约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保留日本天皇制，被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称为“四大德政”。
不过，这些德政更多还是当时美国的决定，还有蒋介石出于国内政治斗争考虑的结果。
参考资料：朱鸿召，《日本战俘延安改造记》；田甜，《国共两党的日俘政策比较研究》；唐元鹏，《日本兵被俘虏之后》；杨津涛，《八年抗战共俘虏了多少日军？》；袁成毅，《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