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麋鹿还乡谈迁地保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摘要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也是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的国家。

本文以麋鹿保护的成功为范例，简单分析了麋鹿保护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介绍了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研究前景，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和措施，并对本领域今后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麋鹿迁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引言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是随着栖息地丧失或破坏，不少我国的珍稀物种濒临灭绝，必须进行迁地保护。

其中麋鹿的保护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0世纪初，麋鹿在中国已经灭绝，从国外引进，长途迁地保护，是我国对麋鹿保护唯一可行的措施。

随着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的破坏，许多适合野生动植生存的空间，如湿地、森林等在日益缩小，甚至消失。

还有，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使得许多在郊区动物栖息地被斑块化，尤其不利于一些活动领域大的动物的生存。

因此，为了任何人和野生生物能够和谐发展。

我们不得不不让一些野生动植物“搬家”。

植物园、动物园及野生动物饲养场是迁地保护的优良场所。

麋鹿面临的主要威胁（1）栖息地丧失或破坏。

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面积森林被砍伐，土地开垦剧增，草场退化严重，沙漠化不断扩大，导致麋鹿栖息地面积日益减少，种群数量下降。

（2）遗传多样性丧失。

一般而言，遗传多样性越丰富，生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也越强。

麋鹿种群由于遗传多样性贫乏而将影响其种群长期健康存活。

（3）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枯竭。

过度利用的直接影响是造成野外麋鹿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资源枯竭与濒危灭绝。

（4）外来种入侵。

外来入侵种侵占了本属于当地生物的生态位，造成生态系统出现单一化的趋势。

（5）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物能引起人类或动物产生多种多样的毒性，严重的则会导致死亡。

（6）疾病。

病原体会影响麋鹿的正常生理机能，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特别是群发性的恶性传染病会对麋鹿群体产生致命的影响，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麋鹿迁地保护历史及现状麋鹿曾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以致在中国本土灭绝。

随着时间的流逝，圈养于欧洲一些动物园中的麋鹿纷纷死去，种群规模逐渐缩小。

从1898年起，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地动物园中的18头麋鹿悉数买下，放养在伦敦以北占地3000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

这18头麋鹿成为目前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

二战时，这个种群达到255头，乌邦寺庄园因害怕战火，开始向世界一些大动物园转让麋鹿。

麋鹿回归中国始于1965年，当时，伦敦动物学会赠送2对幼年麋鹿给中国动物学会，1973 年再次赠送2对麋鹿饲养在北京动物园。

但此时中国的麋鹿由于难产和疾病，繁殖的后代很少，不能形成规模种群。

真正意义上的麋鹿迁地保护开始于80年代。

1985年和1987年从英国送回的38只麋鹿饲养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半自然环境中，1986年江苏省大丰保护区引英国9家动物园的39只麋鹿放养，从而拉开了麋鹿在中国迁地保护的序幕。

麋鹿重新回到它的野生祖先最后栖息的沿海滩涂。

中国已经在1991年就已达到了麋鹿重引进第一阶段的目标——在中国恢复拥有60～80头麋鹿的麋鹿基础种群。

为了减小北京麋鹿的种群压力，同时也完成了麋鹿重引进第二阶段目标——恢复自然种群。

现在，中国已在北京、江苏省大丰市、湖北省石首市、河南省原阳县等地实施麋鹿散养计划，目前已形成种群，全国已有麋鹿2000多头。

江苏大丰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目前已有麋鹿648头，有效种群已达到50个，这表明这个保护区已形成了世界第一家麋鹿基因库，麋鹿的遗传基因已不会再流失。

麋鹿的保护前景麋鹿最初引入欧洲时确实经历过严重的近交衰退。

但目前麋鹿的繁殖力、生存力似乎未受影响,这表明麋鹿经过几次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遗传狭窄过程,大量稀有有害基因被清除,而由于种群的迅速增长、自由竞争等种群内部调节因素,使麋鹿的优良性状得以保持并安然度过“瓶颈”期,从而耐受近交的能力显著增强。

目前麋鹿几乎分布于世界各地,引入大丰后便很快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且在后足长、繁殖力及繁殖季节性等方面表现出比圈养状态下更强的适应性,由北京南苑引入湖北石首市天鹅洲保护区后,同样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这表明在我国重建自然种群完全可能,而且也只有如此,麋鹿才能在自然中进化并丰富其受损的遗传多样性。

麋鹿迁地保护对策为了更好的保护麋鹿，我们需要加大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与评估的投入、及时了解野生动物资源的动态变化及原因，科学评估资源状况，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计划。

而该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国家更大的投入支持，依靠国家的支持来加大物种濒危机制研究的投入、加强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的建设、加强野外研究基地和网络体系建设、以及加强CITES履约能力建设。

尽管目前麋鹿耐受近交的能力较强,但小种群的遗传漂失效应及近交效应必将进一步严重损害其遗传多样性,甚至导致大量具有重要适应意义的基因漂失,从而使麋鹿因丧失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潜力而衰亡。

小规模饲养麋鹿的低繁殖力和低成活率 ,其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此,而社群行为得不到有效表达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保护麋鹿遗传多样性,避免遗传漂失和近交,在今后麋鹿保护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充分利用雄性麋鹿的繁殖潜力,使其遗传多样性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保护整个种群的遗传变异,应考虑通过人工授精的研究和应用来提高有效种群数量。

因而我国应考虑建立新的散放点,并着手进行建立自然种群的试验研究。

保护成果在对麋鹿进行迁地保护后，我国学者从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景观生态学、繁殖生物学等多层次，探讨了生态及遗传等因素对物种濒危的影响，以揭示物种受威胁格局及濒危机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生态濒危物种与进化濒危物种的概念；发现过度利用是中国脊椎动物的最大威胁，有别于被国际上广泛认为的栖息地破坏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从理论生态学角度阐明动物进化生存的机制。

在数量遗传学上，根据文字记载比较可靠的数据看，最初18只麋鹿为8雄10雌，其中最多有8雌2雄参加了繁殖。

在形成乌邦寺种群之前，欧洲曾出现过明显的近交衰退现象，主要表现在：生命力衰退，直接源于中国、在欧洲圈养的麋鹿平均寿命为9.7岁，而其后代之间或后代与亲本之间交配繁殖的个体平均寿命仅为4.0岁；性比衰退，生长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的麋鹿，其雌性的个体数量应大于雄性的个体数量，而最早在欧洲繁殖的麋鹿雌雄比为1：2.5，这是由于雄性染色体的杂合性能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

据推算，动物近交系数每增加10％，整个繁殖能力将下降25％，但目前我国麋鹿的繁殖能力和生存力均未受到较大影响。

而且难产是麋鹿繁殖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圈养条件下，麋鹿的难产率可达8％，影响麋鹿难产的关键因素是活动量和食物。

活动面积小、运动量低、食物能量高引起胎儿和母体肥大，导致难产发生。

难产时经过人工助产后存活的雌性麋鹿一般不再生育，即使偶尔怀孕，还会出现难产现象。

根据对半散养的麋鹿繁殖的观察，参加繁殖的麋鹿性比为5雌：1雄。

在圈养条件下，多数情况下出生仔鹿性比为1：1；在半散养条件下，出生仔鹿性比为1：1～1：1.6；在欧洲饲养初期麋鹿出生仔鹿的性比为1：2.5。

决定出生仔鹿性别的主要因素是母鹿怀孕前的环境状况，特别是当时的食物条件。

当环境恶劣、食物缺乏时，出生的雄性个体较多；反之亦然。

无论圈养还是半散养的麋鹿，出生时的性比均没有达到雌性明显多于雄性，这说明我们现有的环境还不是麋鹿生存的最理想环境。

在染色体和蛋白质的多态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们知道，在现存鹿科动物中普遍存在着染色体数目的多态现象，同一物种的染色体数目不同，麋鹿的染色体只有一种形态(2n=68)，因此，现生麋鹿不存在染色体数目多态现象。

另根据对12只麋鹿和21只麋鹿的血浆蛋白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和电聚焦电泳分析均没有发现明显的多态性。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麋鹿进化程度已经很高，其遗传变异已严重降低，成为一个较为纯合的特化种群。

这一结果是由于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造成的，其一是麋鹿于中新世早期最早从鹿科动物进化主干上分支，单独进化时间较长。

保护生物学国际动态与发展趋势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并没有减缓。

应运而生的保护生物学，其研究核心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面，目标在于评估物种灭绝概率、保护现有物种、栖息地以及整个生态系统。

保护生物学作为一门交叉科学，涉及到生物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虽然建立时间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并且，其发展趋势从保护行为学、保护生态学、保护遗传学、保护医学四个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补充。

总结麋鹿保护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

从麋鹿的保护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对其他生物保护的工作大有裨益。

保护生物学最重要的是评估物种遗传变异水平和遗传多样性现状，如近亲繁殖程度、有效种群大小、种群间迁移和基因流等，提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以保护物种的进化潜力。

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旨在唤起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崇高天性和树立一种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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