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王戎笙【专题名称】历史学【专题号】K1【复印期号】1995年02期【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

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

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

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

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

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

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

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

”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

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

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

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

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

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

”《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

《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

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

《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

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

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

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治数学。

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

”①为什么一个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文史根底深厚的青年要跑到国外去改学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呢？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景。

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

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

”②1923年从英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

1926年冬，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由德归国。

二、治史主张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周刊，招研究生。

他在周刊的发刊词里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③这篇发刊词，据董作宾的推断，是傅斯年写的。

这篇发刊词的主导思想，正是此后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所方针，也是史料学派的基本主张。

傅斯年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用筹备处名义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长达七千余字。

极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说“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

傅斯年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多名言，但仍不外乎所谓“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贯主张。

为了突出学派宗旨，有时故意把话说得惊人的激昂。

例如：“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许多话说得十分武断。

例如：“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只是”、“便是”、“本是”，这些武断的措辞，以及那些激昂的口号，是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学派宗旨的。

比较平实、准确、简洁地说明史料学派宗旨的，是《〈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的一段：“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④这样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当史语所成立之初，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傅斯年没有参加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人参加论战。

他们正在洽购并整理原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和民俗，搜集《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史料学派的一员主将劳干谈到《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时说：孟真先生这篇论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们做历史的人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存在。

历史学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处置学，他是经验科学的一支，和生物学、地质学属于经验科学完全一样。

我们在中国做历史研究的人们有时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其中却并不是有好恶的偏见，而是为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国做生物学研究或地质学研究的人们，要偏重在中国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学材料或地质学材料一样。

对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发展的三个标准，劳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

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问题，不应以前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

第二、必须扩大使用材料的范围。

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

就地域来说，应扩大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即是在中国文献中比较忽略的，例如属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的文献和其他资料。

第三、必须扩大研究手段。

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

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语言学、文字语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需的。

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最景仰的是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

在当代的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王国维。

顾颉刚、陈寅恪对他也有影响。

不少学者指出，傅斯年崇拜兰克，他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名称都明显地标明了兰克的影响，但他并不懂得兰克，甚至误解或曲解了兰克⑤。

三、办所方针1928年1月，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陈述语言学及历史学的重要，建议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建议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

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

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怎样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呢？他说：“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

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⑥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办所方针。

1928年9月，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布了他的办所方针。

其中许多说法引起史学界的争论，成为赞成者和反对者都经常引用的史坛名言。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是傅斯年的办所方针。

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⑦。

初胡适誉为“天才纵横”的傅斯年，在新潮社时期就是一个敢闯敢冲的扛大旗的学生领袖。

少年时代，由祖父课读十三经。

进入大学以后，攻读中国文学。

先后留学英国和德国，学哲学、学实验心理学、学生理学、学数学、学相对论、学比较语言学。

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学历，在那个对西方科学钦佩、仰慕、倾倒的时代背景下，当他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变成科学的时候，自然是很容易获得响应的。

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在他提出响亮的口号的同时，拿出了他的示范性作品—一《明成祖生母记疑》、《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