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知识)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壹、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壹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
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仍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且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壹个新阶段”。
因而能够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
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和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且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壹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
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于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壹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
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
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俩种解读,只有从这俩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
于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
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
”于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
”前者强调经济外交的手段、直接目的及其和政治和军事外交的区别,后者强调经济外交的作用、功能以及间接的、长远的战略性目的和功用。
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外交能力也大为削弱;因此,开展经济外交,以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扩张经济势力且扩大政治影响,成为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
美国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认为:“假如从结果来判断,于战后外交政策方面,很难找到壹个比日本更成功的国家了。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壹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或是对外政策的实施及其目的,均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均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能够说是壹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
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和方针。
经济外交即是战后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擅长的领域。
二、特定的国内外环境“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为维护、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而不得不采取,且被历史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外交行为方式。
从国际环境见,日本作为战败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美军单独占领日本长达6年,撤出后仍留下10几万大军和大大小小几十个军事基地,且和日本签署了对日本的发展起“瓶塞”作用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国际社会也强烈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规定了“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第107条规定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本宪章签署国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德、意、日等战败国的“敌国条款”,成为国际社会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日本于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实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无法于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运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影响、发挥国际作用,只能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实行借助经济手段、采取经济方式、突出经济色彩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重返国际社会和海外市场。
从国内条件见,政治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对战争灾难的痛惜,使得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空前高涨,产生了“和平宪法”,其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且且宣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从国家根本大法、国内社会思潮和政治现状的角度,限制了日本于政治军事领域对外扩大影响、发挥作用、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行为能力和政策意志,因而不得不致力于于经济领域、以经济方式为主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
经济上,日本于1950年代中期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的任务,开始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提供ODA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越发展、日本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越大,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保障获取海外资源和扩大海外市场,以支持经济的进壹步发展。
最后,是日美安保体制的制度性框架导致的功能性结果。
日美安保体制的产生,既是美国出于亚太地区战略自外而内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产物,也是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进行的自内而外的主观选择,能够说是内、外俩方面动因合二为壹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
于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日本外交“对美协调”、“唯美是从”,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允许美军驻扎日本且享有治外法权),由美国提供军事安全的保护,日本则于国际事务上追随、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因此,日本政府独立自主地实施政治军事外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为降低,只能以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扩展外交空间、实现外交目标,把经济外交作为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即使面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课题时,也往往谋求使用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加以解决,使得经济外交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不再局限于纯粹经济的范畴,而且扩大到政治.军事.安全等其他领域,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表征和核心内容。
日本的经济外交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实用主义意图非常明显,此举不仅伤害了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感情,也使其经济外交的效果大打了折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通过战争赔偿开展的经济外交,最主要目的是通过赔偿开拓输出新市场,推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日本海外原料市场。
日本赤裸裸的商业主义行为,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
1974年日本首相访问东盟五国途中,泰国、印尼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
日本舆论认为,东南亚反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60年代日本经济对东南亚的进出方式,被东南亚人见做是壹种经济侵略。
80年代,日本确立了由经济大国进壹步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目标。
于此战略下,经济外交的政治意味也日益变浓。
例如,大幅度增加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就明显带有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争取获得政治支持的意味。
于90年代,日本不仅加紧探讨强化经济外交手段作用的途径,而且把这种新思路付诸实施,突出表现为于援助中引进政治标准,积极运用停、减援助的制裁手段以及政治外交、安全政策和对外援助相挂钩,于南北对话和解决全球问题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
对华ODA的政治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随着中日俩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及中日俩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矛盾,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日本政府企图利用ODA牵制中国,且谋求对华“软遏制”。
2000年以后,日本大幅度削减了对华ODA资金额度,且采取各年度采纳项目的单年度方式,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将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对华ODA挂钩的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严重弱化了日本多年来对华经济外交的成果。
三、具体措施1952年吉田茂于组建第四届内阁时的施政演说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指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壹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1954年,日本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开始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
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壹个外交蓝皮书,“经济外交”概念第壹次出当下政府的正式外交文献中。
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均致力于利用经济外交,对内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外消除侵略战争造成的后遗症,以使日本尽快重返国际社会。
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意志和欲望也随之大为上升,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冀图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
此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国内资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经济外交”口号,即于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
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
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
同时仍不断加强和美欧的经济交流。
战后日本外交有俩大支柱:壹是日美同盟;二是经济外交。
ODA则是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于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导向和外交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日本的ODA以“开发援助”为主的特点。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民间组织予以协助;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涉及贸易、金融、资金、技术、知识、人力等多个领域;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扩大海外市场为直接目的,同时谋求长远的、潜于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战略目标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
简言之,就是通过经济行为、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的实施,谋求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综合性战略目标及利益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
四、日本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绩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开展,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从政治角度见:加速了日本政治大国进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赔偿外交的开展,打开了和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从此迈出了重返亚洲政治舞台的重要壹步,且于壹定程度上解决了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为向世界展示和平主义的新日本,消除战前日本给世界的印象,促进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后,实力迅速增强的日本加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对外援助的范围也于不断扩大,使日本“富裕、爱好和平”的发达国家形象深入人心。
80年代,通过经济外交的开展以及强化经济援助的政治使命,日本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日本是“富有爱心”的发达国家,理应于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接受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作了良好的铺垫。
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强有力的经济外交使日本从“为国际作贡献”阶段过渡到于国际上具有壹定影响力的、拥有较强软实力的“政治大国”阶段,部分地实现了其外交的、战略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