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风险控制，扎实推进改革，加快业务发展为明年全行工作起好头、开好局而努力——银行董事长在第三次季度会议上的讲话各位同志，下午好！首先，我代表董事会，向在座各位在国家宏观调控中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会议是在宏观调控持续一年多以后召开的，应该说，前6个月，我行的发展比较健康，盈利情况也比较良好，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肯定。

但是，进入第三季度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业务发展减缓、不良贷款上升。

为此，总行决定结合全行组织架构改革，召开全行工作会议，认真回顾总结三季度的经营情况以及布置安排四季度的工作，为明年全行工作起好头、开好局。

昨天，金运行长作了《坚定信心，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稳步改革，为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回顾总结了全行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总的看，情况不容乐观。

一是不良贷款明显上升，尽管比去年底只增加了0.01个百分点，但比上半年底的2.29%却提高了0.22个百分点，绝对额则增长了15%左右；如果从逾期贷款看，形势更为严峻，去年底全行共有7.25亿元，而到今年9月底则增加到了34.76亿元。

二是发展速度回落较快，我们的存款、贷款增长都要低于9家股份制银行的平均速度，我们与招商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存款已达到了1100亿元，贷款也在600亿元左右；而我们与民生的差距在急剧缩小，存款只多了50亿元，总资产已低于民生。

对此，我们一定要全面总结前九个月的得失，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按照总行提出来的四季度工作重点和要求，在最后两个月内奋力赶上去，全面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

关于组织架构改革问题，我认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认准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坚定不移地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保持改革行动上的一致性；二是在具体推行扁平化、矩阵式改革过程中，要分阶段、分步骤地有序平稳推进，努力实现我们在国际化接轨进程中再先行一步。

因此，建议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这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和材料，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情况，把总行提出来的各项政策措施再进一步具体化，切实贯彻到分支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业务环节中去。

下面，我就这次会议再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关于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风险是银行经营的老问题，也是金融业的最基本问题。

以前我已多次提及，几乎是大会、小会必讲。

这次会议上，我再次强调这一问题，目的还是希望能引起全行的高度关注。

今年三季度末，我们的不良资产比6月底上升了10个亿，如果再加上已核销和现金收回部分，第三季度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爆出了20多亿元，上升了30％。

虽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在三季度暴发出来的，但有一部分是这次宏观调控所带来的负产品。

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

据统计，今年9月底，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1437亿元，新增了525亿元，增幅为2.5%；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213亿元，新增40亿元，增幅3.37%；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有4家行的不良贷款是下降的。

因此，对比之下，我们的问题更大，需要进一步从机制、体制和执行上研究和控制风险问题。

（一）这次风险集中暴露的几个特点在前不久召开的视频会议上，总行有关部门重点分析了这次新增不良资产的情况，结合前段时间我行陆续出现的一些案件和风险，我认为这次不良资产的集中爆发带有着明显的特征，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性。

一般而言，国内企业的负债率较国外同业要高得多，特别是我国主要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

在国家收紧银根的情况下，很少有企业能够自行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的。

尽管有些企业的基本面和发展趋势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由于宏观调控和银行控制信贷，这些企业难以为继，资金周转失灵。

从新增加的不良贷款看，2003年发放的要占到40%左右。

二是区域性。

从我行情况看，这次不良贷款的爆发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其中，不良贷款率明显超过全行平均水平的有广州、深圳和重庆4家分行。

三是集中性。

在今年累计新增不良贷款24亿元中，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州（6.33亿元）、深圳（3.78亿元）、上海（3.77亿元）、重庆（2.88亿元）、郑州（2.27亿元）和温州（1.16亿元）6家分（支）行，并占到全行新增不良贷款的84.37%。

四是集团性。

从贷款对象看，发生不良贷款的授信企业带有明显的集团性特征，且信用贷款较多，如中科键（中科系）、三九医药（三九系）等，这些集团企业内部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后，各家银行对其收紧信贷，并进而引发其资金链断裂，致使其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本息。

五是被动性。

在防范和控制风险方面，我们还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缺乏足够的职业敏感性。

另外，总行对国内外的宏观经济，产业、行业的发展走向等研究工作滞后，缺乏对分支行的宏观指导；而全行的信贷投向和授信政策也没有随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有些分支行则对贷款行业和企业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甚至有的分支行有章不循、有禁不止，多头授信、越权放贷，管理缺位、内控失衡，从而引致道德风险，今年9个月来所出现的经济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是不平衡性。

从各分支行的情况看，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业务发展较快，不良贷款下降，如南京分行、杭州分行、宁波分行和苏州分行；第二类是业务发展较快，但不良贷款有所上升，如上海总部、郑州分行等；第三类是业务发展缓慢，不良贷款上升明显，如广州分行、重庆分行、深圳分行；第四类则是业务发展较慢，不良贷款也现平稳。

总之，好的行和有问题的行差距很大。

（二）下一步需要强化的几项工作反思我们出现的风险，我认为关键点还是在于我们的研究判断、我们的制度约束和我们的执行能力。

针对这次不良贷款的集中暴发，我想就以下问题再强调一下：一是要加强研究积极应对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

随着我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规模的迅速扩大，特别是机构网络的进一步全国化，这次宏观调控的影响将超过以往各次，宏观调控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带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风险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不断加强对客户（集团）、对行业和产业以及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主动去搜集和研究市场的信息与变化，把握它们的发展特点及其趋势。

总行要进一步加强对分支行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分支行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更好地把握行业、产业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杜绝和避免为自身利益而盲目发展的急功近利行为，增强对宏观性、行业性和产业性风险的把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对一些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的判断和把握能力，同时积极抓住宏观调控的有利时机，加快我行结构调整的步伐，把银行结构调整与风险控制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我行的改革和发展。

二是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和落实问责制。

问责制已经研究和谈过多次，但是在具体落实方面还要加大力度。

在前期视频会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一些事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既给我行的资产带来了隐患、带来了风险、带来了损失，而且也使我们的规章受到了挑战，使我们的制度丧失了权威，使我们银行的运作缺少了保障。

针对已经发生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分清责任：如果是监督失控、制衡无力、管理松懈以及缺乏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坚定不移地把问责制落到实处；对一些违规违纪的经营行为，特别是监管部门或总行三令五申所禁止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我们都必须要严肃处理，必须要依法和按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各级干部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违规违章经营，一定要大胆地落实问责制，一定要敢于碰硬，依法和按规定追究风险责任。

坚定不移地走从严治行的道路，全面贯彻和落实问责制，增强全行的风险意识和责任，切实把不良率降下来。

三是要加快全行风险管理机制体制的改革。

风险控制作为银行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广泛存在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是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前提。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和不断完善全行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内部控制，都会或多或少地留有一些真空，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为此，我提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并从强化内控建设着手，在建章健制的前提下，通过强有力的监督，让每一位干部员工都能按程序操作、按规范操作。

据我所知，目前，有的分支行为了拓展业务而弃内控于不顾，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分支行在开发新业务中没有做到制度先行，内部控制存在死角。

这里我要提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这次组织架构的改革，通过有效的制衡机制，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业务环节的责任明确到人，通过制度约束、责任约束、管理约束，确保全行的健康运行；同时重视和加强全员的道德教育和风险教育，树立起人人都关注风险、重视风险的工作氛围，切实建立健全“全员参与”的风险控制机制。

二、关于发展速度和发展战略这次会议上，总行资财部门对全行前三个季度的经营情况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有喜有忧，但忧的方面更多一些。

在盈利能力和效率方面，我们在五家上市银行中可能更好一些。

这也说明，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经营管理上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上市以后，我们确实发展得比较快，每年新增的存贷款都在30%以上，特别是2002年，我们的存款增长了65%，贷款增长了86%，但是，我们发展的同时，其他银行也在快速发展，有的甚至比我们发展得更快。

我在几次会议上都提到过，我们与招商银行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今年9月底，我们的存贷款增长略低于9家股份制银行的15.5%的平均增幅，但与招商银行相比，我们在存款增量上相差3.37个百分点，贷款增长上相差2.11个百分点；如果从余额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则越来越大，2000年，我们与招商银行的差距，存款在550亿元，贷款在270亿元；今年9月底，存款则扩大到1082亿元，贷款扩大到592亿元，差距扩大了一倍以上。

而且从存贷比上看，招商银行比我们更有潜力。

9月底，我们的存贷比为75.2%，已超过了75%的监管底线；但招商银行却只有64.6%，低于我行10个多百分点，显然其业务发展的潜力要比我们大得多。

另外，今年上半年，招商银行的资产只增长了1.35%，远低于我行的5.62%水平，但其收入利润率却高达30.39%，比我们高出了3个多百分点。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招商银行的收入比我们更多元化，业务转型比我们更前进一步。

与此同时，我们与民生银行的差距却在逐步缩小。

2000年，我们的存贷款比民生银行多出535亿元和362亿元；今年9月底，这个差距已缩小到57亿元和321亿元，如果从差距率上看就更为显著了，已从原来的50%左右缩小到目前的2%和11%。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

当然，我们不是盲目地与其他银行拼存款、拼贷款，但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整个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把握时机、加快发展的话，我们在同业中就很难有地位。